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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执行理念的更新 随着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改革的不断推进，执行 理论 研究 滞后的现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在诸如执行权的性质与执行机构的设置、执行机构内部的分权与制约、执行方式 方法 的创新等方面，理论研究的成果对执行工作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无论是执行理论还是实践，基本都停留在对执行工作的较浅层认识，停留在寻找解决“执行难”的对策，而没有触及执行的深层次 问题 。理论研究的滞后必然 影响 改革向纵深 发展 、影响执行立法的 科学 。笔者认为，更新执行理念，以符合市场 经济 发展需要的执行新理念统率执行原则和执行制度，指导执行活动是执行理论和实践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传统执行理念的检讨 　　在 分析 执行理念时，必须首先弄清理念的含义。理念即 英文 的Idea.它没有明确、准一的词义，不同的学者对它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时代 ，理念一词就有了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理智的对象或理解到的东西。最早将法和理念结合起来的是黑格尔，他认为“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法的理念是自由”。我国 台湾 学者史尚宽对 法律 理念的阐述更趋明确：“法律制定及运用之最高原理，谓之法律理念。”笔者认为，执行理念是执行制度和实践所蕴涵的内在精神、最高原理，它体现了立法者和司法者对执行的本质、根本原则及其运作 规律 的理性认知和整体结构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执行理念构成了执行理论的基本框架，具有观念性、包容性和宏观导向性。执行理念通过执行价值、执行模式和执行制度而外化，执行理念决定了执行价值和执行模式的选择以及具体执行制度的建构。 　　由于执行制度和实践的内在精神处于执行理论的深层次，挖掘传统执行理念必须借助于执行立法和实践的表象。另外，分析我国传统的执行理念，可以以其他国家为参照，通过比较找出其特点。 　　在学理上，我国台湾著名学者杨舆龄将强制执行定义为：“强制执行者，国家机关经债权人之申请，依据执行名义，使用国家之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债权人私权之程序也。”笔者认为，这一定义比较科学、全面地概括了强制执行的特征。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外国民事执行程序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实现，这一点应当说是各国共同遵循的规律。通过强制执行，保障债权人私权的实现，在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运作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什么设计执行制度？为谁执行？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这两点是比较明确的。前者，设计执行制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公力救济，保障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维持私法秩序，从而保障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维护财产安全、交易安全。至于后者，为谁执行的问题，也是明确的，那就是为债权人执行。为债权人执行，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了充分的保护，商品所有者才能无后顾之忧的、有合理预期的、尽其所能的进行经济交往和增加财富的活动，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才能建立和维护。 　　在我国大陆，虽然学者对设计执行制度的目的这一核心问题基本上没有研究，但是，我们透过执行制度及其运作，可以发现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有很大差别。反映在执行理念上，我国可以说是以追求公法秩序的稳定为目标，公法秩序的维护优先于私法秩序，维护公权优先于实现私权，实现私权是维护公权的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执行方式上，重说服 教育 轻强制执行。在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和有关执行的专著中，强制执行与说服教育相结合长期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被强调。从五十年代以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执行问题下发的批复、通知、意见等文件中，十分强调执行过程中作好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工作，并要求采取某些强制措施应当特别慎重，要注重方式方法问题，防止问题的复杂化。笔者并不否认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做说服教育工作的现实意义，也不认为说服教育就必然妨碍了强制执行。问题是在我国，相对于强制执行，说服教育被过分地夸大其重要性，以致于执行程序往往以劝说、开导、宣传等工作为主，而强制措施则成为不得已时的最后手段。美国学者克拉克教授也发现，“有关执行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显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中国 的）法院和其他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极端的不愿意在民事案件的处理中采取强制手段，尤其当被告在道德上并非一无是处时更是如此。”为什么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在中国的执行程序中，说服教育被赋予特别重要的地位呢？有的法官对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精神，在考虑法律效果的同时，不得不兼顾 政治 效果和 社会 效果，执行中表现为对有困难的被执行人多做思想教育工作，少用强制措施，致使依法执行变成了简单的重复讨帐，使案件久拖不执，加剧了执行难。”笔者赞同这种分析，并认为执行活动过分强调说服教育，是片面追求公法秩序的结果。为了追求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