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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立法中的法律移植问题 论文摘要 发展 中国 家的环境立法，主要是移植西方国家环境法。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实践表明，我国环境法制度主要是从西方国家移植而来。国际环境合作和国内环境法学者的 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法律 移植后的最大 问题 是实施难的问题，主要是主体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因此，实现本土化的文化改造与价值重建，显得非常重要。 关键词：1、环境立法 2、 法律移植 3、 文化冲突 4、 价值重建 过去一般认为，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以本国立法经验为基础， 参考 或吸收外国立法经验；二是以外国立法经验作为比较、论证的依据，但在本国立法中并不直接吸收外国经验；三是从 内容 、形式、结构等各方面都吸收外国立法。第三种方式通常表述为法律移植，长期被认为是 经济 文化发展程度相似、 历史 传统相近的国家在调整 社会 公共事务、经济文化事务方面的法律借鉴。[1] 而在环境法领域中，法律移植的情形有所不同。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法的法律移植就是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这不但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 政治 经济合作的需要使然，也是全球环境唇齿相依的特点使然。有的学者主张，我国法制 现代 化的主要内容，是移植西 方法 律。[2]至少，在环境法中，这种说法是符合我国的立法实际的。 但不容否认的是，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环境法移植到我国以后，在环境行政执法、环境司法和环境守法方面往往又存在诸多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律移植过程中出现了文化冲突，并因此种文化冲突难以消融，造成了法律信仰危机（本质上是法律价值信仰危机）和法律实施困难等问题。因此，法律移植后的文化改造与法律价值重建，是法制现代化应该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我国的环境立法与法律移植 在环境法国际一体化的潮流中，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法进行法律移植。近20年来，我国就是主要通过法律移植的途径，建立起本国的环境法体系的。 （一） 国际环境合作推动了我国对西方国家环境法的移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了西方大批 科学 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其他有识之士的重视。6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卡森写下了《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里和社会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因而西方 工业 国家率先掀起了环境法的立法高潮，并试图通过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的环境立法合作。 1972年5月，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中国政府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派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是第一个保护环境的全球性国际文件，也是国际环境立法合作的开始。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在环境法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制定了大量的国际环境法文件。仅就我国签署的国际环境法文件来看，截止1999年上半年，我国参加了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0余项，双边环境保护协定25项，其他国际环境法重要 文献 如宣言、声明、法律原则等30余项。[3] 国际环境立法合作，必然使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和精神不断被吸收到国内法上。 但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的二、三十年里，人类环境问题并未得到真正改善，而且又增加了酸雨问题、温室效应问题、严重的 自然 灾害等新问题。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环境保护合作中出现的矛盾和分歧。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廉价取得自然资源，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破坏和枯竭，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废物转移污染，又进一步造成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在已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问题上，发达国家应负主要责任，他们具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保护资金和技术的国际义务。但发达国家不愿承担过多的国际环境义务，反而往往以环境问题为由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发展不足即贫困造成的。由于这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体系中处于弱势，经济发展步履艰难，如果要求他们采取与西方国家同样的环境保护措施，在寻求经济发展和实现环境保护方面，将陷入两难境地。在缺少或没有发达国家支持和援助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往往杀鸡取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发展。[4] 鉴于国际环境合作中的分歧将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到了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有183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接受了“可持续发展”[5] 的观念。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文件。特别是《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的 理论 推向行动。会议要求世界各国以《21世纪议程》为指导原则，制定本国的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并逐步付诸实施。会后，联合国成立了持续发展委员会，协调各国执行《21世纪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