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治国思想.docVIP

管仲（？—前645），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在他担任齐国宰相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齐国很快发展起来，并成为春秋霸首。管仲在相齐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不但体现了齐文化开放性、兼容性的鲜明特色，而且也大大丰富并发展了齐文化，使得齐文化融入到中国主流文化之中．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称赞管仲的功绩：“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梁启超说管仲是“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于后则有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也。”［3］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管仲的思想主要见于《管子》一书，该书保存了管仲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思想。对管仲的治国思想进行挖掘，对今天的社会启示意义。一、富国富民：管仲文化治国的现实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逐步形成。孟轲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这句话概括地说明了中国社会从西周到春秋的转变。周王室衰微和诸侯争霸构成当时政治活动的主要特征。春秋初年，管仲任齐国国相之后，“慎轻重，贵权衡”［1］2132，把经济建设放到国家建设的首要地位。要在混乱的格局中保全和发展自己，必须首先取得经济的优先权。国家富裕是长治久安的现实基础，也是管仲文化治国战略的物质前提。 　　富国是治国的根本。管仲说：“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管子?牧民》）强调了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而管仲富国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富国和富民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认识中，往往把国家和人民不自觉地对立起来，把国家富裕建立在对老百姓的赋税和盘剥之上。而管仲把富民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这在先秦诸子中是没有的。《管子?治国》开篇明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为什么会这样呢？“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又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从此出发，管仲强调治国者必须善于与民同利，因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所以，“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管子?版法解》），“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管子?权修》），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做到民富国强，才有力量与诸侯抗衡。“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管子?乘马》）。在管仲执政期间，齐国推行“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管子?小匡》）的政策，尽量做到“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管子?形势解》），通过“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使得齐国百姓生活得到保障，政权获得巩固和稳定。这不仅促使齐国在经济上富足殷实，政治上安定秩序，也为管仲文化治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二、管仲文化治国的具体实践 “区区之齐在海滨”［1］2132，地理形势的阻隔使得齐长久以来偏离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主流文化。虽然管仲以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之功，使齐国一跃而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但是在文化上仍然相对落后。从文化上来说，齐国属于东夷的文化圈。管仲大胆提出变革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主张，主张用文化理念来统治臣民，顺服周边，这对于文化的挽救和政治的崛起，无疑在历史上是一大创举。管仲文化治国的具体举措如下： 　　1.继承周文化——进入文化主流。西周时期的齐国，姜太公实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基本国策，对原来的夷俗夷礼未作大的改动。到了桓管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了一系列文化改革，积极向主流的周文化靠拢，促进了夷夏文化在齐地的融合。“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管子?小匡》）通过整饬、修复文武周公旧法，择其适合齐国社会实际的部分，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主要表现在：其一，创造性地借用周文化中的礼、义文化。管仲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者，“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四维之中，礼、义为先，通过用礼、义来规范人们行为，整饬社会秩序，挽救了处于紧张之中的夷礼、夷俗。其二，吸收了周公“明德慎罚”的思想。管仲认为，德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要素之一。“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管子?牧民》）,在明德的同时，管仲亦主张慎罚。他说：“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