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视域下的恢复性司法新理念.docVIP

价值视域下的恢复性司法新理念 　　恢复性司法的价值根基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司法功能的开发、司法民主的倡扬、司法品质的提升。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恢复性司法在短短时间内就在诉讼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呈现出与裁判性司法分庭抗礼之势。无独有偶的是，恢复性司法随之以不可抗拒之势在东方法学界激荡和传播。如果说存在即是合理，那么，流传则必是科学。何以恢复性司法的兴起不单单是某个国家某一司法领域的独特景观，而且是两大法系司法领域的共同现象呢?显然，是其生命力使然，而生命力则来源于其牢固的价值根基。在笔者看来，恢复性司法的价值根基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司法功能的开发、司法民主的倡扬、司法品质的提升。 　　 　　一、司法功能的开发 　　 　　通常认为，司法的原初功能在于解决社会冲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只要存在利益的划分就会有冲突，随着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司法制度被创建，以用于解决冲突。随着文明的演进，社会形态的更迭，司法的功能已不再被认为仅局限于解决冲突，其更多的功能逐渐得以衍生，例如维护法律与规则创设、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社会控制与政策推进。在我国朝市场化和法治化迈进的过程中，与市民社会的复活相伴随的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的复苏、价值多元化、利益冲突的加剧以及纠纷类型的复杂化，预示着法体系的统一性的危机，原有的司法功能已陷入贫困化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司法功能迫切地需要进一步开发。新的司法功能开发，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策形成的功能，即通过诉讼解决具体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同时，确认某种社会价值的存在，唤起社会成员对相同问题的关心，为社会全体成员确立有关行为指针，达到间接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二是促进程序对话的功能，即强调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应该具有的自律性和自责性，要求当事人不仅在程序内部，而且在程序外部，不仅在程序进行时，而且在程序结束后都应该积极地进行对话。恢复性司法就是为促进程序对话功能而生的。 　　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越来越相信已由法律安排好的安全与秩序，越来越注重诉讼程序的必要性，依赖于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一个刑事案件，如果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而予以终结，要么会被认为抓错了好人，要么会被认为放纵了犯罪人。只有经过法院的审判，公众才认为恶得到了惩罚，善得到了倡扬。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审判也只是诉讼程序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并不能展现完整的司法功能，审判的作用并不能完全等价于程序的作用，程序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法院的功能也远不止于此。当我们把目光专注于法官的判决时，却忽略了整个诉讼程序的对话功能和仪式意义。 　　诉讼程序是审判的过场，是公正和效益的负载物，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本质上，它是表达我们虔诚的法律信仰的仪式。诉讼程序就是为解决争执或社会冲突的“仪式”化演绎，它的功能已经超越了宗教文化的狭隘与偏执，成为人类社会实现社会正义与秩序的普适化方式。程序是社会群体沟通的必要手段，是社会必须存在的确立权威话语的方式。在冲突的个体之间或个体与社会之间，社会权威主持公开程序或仪式，以大众通约的(法律)语言进行的直观性对话，可以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妥协，确立正式权力组织的社会权威，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权。因此，诉讼程序的意义不在于最终生产出“判决书”这样的法律产品，而是借助一种类似于仪式的力量，来解决纠纷，实现正义和树立权威。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就应转变固有的观念，不能再把法院的功能仅仅看成是产出权威的裁判。事实上，“法院的审判作用最不受重视的时候，它对解决争讼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也就越突出”。 　　受语言的开放结构、法外因素的经常性契入、技术规范和经验法则的欠缺、法官“法权感”不足、个体的价值观差异等因素影响，我国刑事诉讼中实际运行的裁判规范构成相当复杂，法律论证呈现经常性的任意化、粗暴化困境，裁判结果不确定性突出，规则和权力滥用也已不是偶然现象，由此导致司法怀疑主义漫行，法律权威受损。对此，笔者以为，与其把最终裁判结果的形成交由可能滥用权力或价值权衡偏颇的法官手中，“还不如由法院自我限权，在其提供的程序空间内让当事人在‘法律的阴影下’进行交易，达成双方自愿接受的双赢结果。” 　　恢复性司法的横空出世，为司法功能的开发和法院的角色转型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对轻微的刑事案件适用恢复性司法，司法的功能完全可以只是为私人的、公共的场所中所产生的交涉和秩序提供规范和程序背景，以促进冲突的当事人在程序中积极对话。当事人之间的交往，不单纯通过司法机关来进行，更重要的是，在规范和程序的保障下，由他们采取自主对话的方式进行，最终达成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虽然不是法院判决的结果，却也是程序的结果，自然会沾染程序的正义特性和权威光环，展现法律公正，易于为当事人和公众所折服。在恢复性司法的话语背景下，司法的功能则不再是做出判决，而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