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品阁小区尝试“公司制”自治.doc

北京品阁小区尝试“公司制”自治 北京品阁小区尝试“公司制”自治提要：事情的转变来自于物业公司的一个突然决定。2017年9月的一天，原管理品阁小区的某物业公司突然撤出小区，除了保洁员、电工等几人，物业公司的员工全部离开 北京品阁小区尝试“公司制”自治 物业公司的突然撤离令北京品阁小区业主们在被动中选择了自己管理，而小区业主两年来维权形成的团结协作令他们主动选择了自治，也使这个小区成为北京第一个业主自治管理的小区。自治管理强烈激发了业主的“主人翁意识”，半年来，小区被管理得有声有色。 今年6月29日，小区注册成立了社区服务中心公司，“公司制”业主自治管理成为小区管理模式的新探索，也让业主自治从试验性的尝试转向了更为严谨的法律层面。 北京品阁小区尝试“公司制”自治 专家认为业主当股东模式只适合中小型社区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袁婷 7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净土寺的品阁小区里，一条“创小区业主自治第一”的白底红字条幅显眼地挂在墙上。横幅暗示出这个小区的特别之处，这是北京第一家“抛弃”物业公司、由业主自治管理的小区。 悬挂横幅的对面楼宇里，有一间“品阁小区业主委员会办公室”。中午12点，邵里庭仍在办公室里值班。邵里庭是品阁小区整个业主自治活动的带头人，18天前，他成为“北京三自品格社区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目前，这个社区服务公司只管辖一个小区，就是品阁小区。 物业公司突然撤离 2017年11月，品阁小区的业主入住。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遭遇了和全国成百上千家小区业主极其相似的维权经历。“先是楼宇交付时间拖延，接着是绿化面积缩水，再之后是车库地下一层用作旅馆。我们的物业费按照每平米元的甲级公寓交纳，但丢东西、毁坏车辆的事情仍不时发生。小区的业主们非常不满。”邵里庭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 于是品阁小区的业主与开发商指定的那家物业公司交涉，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属于开发上的问题，物业公司推脱给开发商。对于业主们执意要收回的“地下一层旅馆”使用权，物业公司始终不肯退让。 业主们表示抗议的方式仍旧沿袭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纠纷的老套路，就是不交物业费，“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有60%至70%的业主没交过物业费。”邵里庭回忆说。 事情的转变来自于物业公司的一个突然决定。2017年9月的一天，原管理品阁小区的某物业公司突然撤出小区，除了保洁员、电工等几人，物业公司的员工全部离开。 品阁小区开发商向业主们表示要指派其他物业公司接管小区，但这个提议被业主们拒绝了。“从和物业公司较量的两年经验里，我们很清楚，业主和物业公司有一些对立性的矛盾很难化解，开发商指定其他物业公司是换汤不换药。”邵里庭说。 情势所迫，邵里庭这个曾带领业主们向开发商索赔违约金的业主代表，此时再度被大家推到了台前。 主动选择自治 邵里庭在这次物业公司突然撤离之前，已经和开发商、物业公司打过多次交道。由他当谈判代表，业主们不仅索赔到了违约金，而且交涉将2017年10月起的物业费降低到每平方米元。但邵里庭和几个业主代表也遭遇了半夜陌生人敲门、电话恐吓等骚扰，邵里庭的子女特意让他搬出品阁小区静养。 “物业突然离开后，小区的业主代表们到我家来讨论将来怎么办，大家诚恳地邀请我做代表，我决定回去继续当小区‘管家’。” 回到品阁小区，邵里庭有条不紊地做了几件事：第一件是让保洁员等人继续工作，恢复小区的秩序；第二件是成立业主委员会。“因为开发商迟迟不成立筹备小组，我们在入住两年内一直没有成立业委会。这次事件之后，我们用38天的时间成立了业委会并备案。”邵里庭自豪地说。 业委会成立后，邵里庭等人通过楼层召集人和联络人，向全体业主发放了调查表。“商讨小区的物业管理方式时，我们设计了三个选择，一是原物业公司继续管理，二是招标选择物业公司管理，三是业主自治管理。结果是，在收到的100余份调查表里，各有一人选择前两种方式，其他人都选择自治，我们就这样决定实行小区自治。”邵里庭介绍。 对绝大多数业主的这一选择，邵里庭并没有感到意外。他认为，是两年来维权形成的团结协作令业主们意识到自治的可行性，他们主动选择了小区自治。 精打细算的管理 2017年10月起，品阁小区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小区管理方式——业主自治。邵里庭面临着两种管理：对于收支上的管理，他要“精打细算”；对于人心的管理，他希望能“齐心协力”。这或许和邵里庭自己的经历有关。他退休前做过教师，喜欢研究经济学；他还当过厂长，对管理学有一些自己的领悟。 邵里庭摊开纸，算了一笔账：我们主要的收入是物业费，现在每年有近40万元。另外是电梯的广告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