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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维度与历史语境之间 　　我一直很感慨在汉语语境的德语文学研究中,没能出现有分量的分体文类史著作。谷裕博士这部著作(《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可谓本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中国学者终于有了一部研究德语小说史的专著。仅就此而言,就值得充分褒扬。而就学术思路来看,从相对宏观的文学史叙述进入具体精深的个案研究,再试图经由个案把握相对宏阔的宏观建构,这种思路也很有发展潜力。 　　前言之外,全书共分8章。掐头(导论)去尾(结语),主体共6章,分别以6部具体长篇小说(歌德《亲和力》、诺瓦利斯《海因里希#8226;冯#8226;奥夫特丁根》、伊默曼《蒙豪森》、凯勒《绿衣亨利》、冯塔纳《艾菲#8226;布里斯特》、拉伯《鸟鸣谷档案》)为文本个案,试图讨论古典晚期小说、早期浪漫小说、比得迈尔时期、诗意现实主义、市民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向现代文学的过渡六段文学史分期。 　　应该说,作者具有良好的学术训练,这尤其表现在对文本分析的角度和理论提升的自觉,所谓“主要从文本阅读出发,以文学解释学为基础,兼顾人文思想史、社会史及德国学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学’理论和方法,同时在局部尝试了解构和互文等当代文论的应用”(内容简介),确实很让人心生期待。这在本学科相对浮泛的学术史演进过程中,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不过也正因为是初创阶段,也就有很多属于远未定论、值得讨论的学术问题,有些甚至属于最基本的。从细读文本入手,结合一定的理论思维,努力地追求一种更高的理论境界,这无疑是值得赞赏的取径。但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是,此前的问题或许是过于宏观,即在没有个案研究基础上的“宏大叙事”;但进入文本层面后,担心的恰相反,即“入小”容易操作,“以小见大”确实说来容易做来难。做具体文本的研究的困境往往在此。以区区6篇小说的研究(即便很有代表性),讨论一个作家或许可以,但要涵盖整个19世纪,确实是一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事情。这不是某一部著作或某一个作者的问题,而是研究者在面对“一人之力”与“浩瀚对象”必须讨论和解决的普遍性问题。 　　而且,对于全书的这种文学史划分,我也不很赞同,但能够理解作者的用心。实际上正如作者意识到的,被当做古典晚期作品的《亲和力》,其创作年代还要迟于诺瓦利斯的《奥夫特丁根》。我心里总是很怀疑,后世文学史家为了自家方便和成就而给前世贤者所贴上的标签,是否过于割裂了作为“素朴诗人”的本性?当然,无论是歌德或诺瓦利斯,作为古典思脉和浪漫思脉的代表人物,并没有错。但他们都是具有自己强烈个性和生命精神的诗人和思者,如何在历史分期与个体体贴之间寻找更好的方法,或许是对史家严峻的考验? 　　我多少觉得可惜的是,作者谈19世纪德语小说,居然轻易就放过了蒂克 《人名对照表》中也未载。作者也提到以后要进一步研究的作品与文类,包括霍夫曼的《熊猫穆尔》、施蒂夫特的《晚夏》等,还有历史小说(6)。但这些东西,一般的德国文学史都会提到。。且不说在历史语境中蒂克的重要性,就是后世衡史,我以为蒂克的文学史、思想史价值都明显被低估了。事实上,一般被认为是浪漫派创作代表人物的蒂克,不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被称为“文坛帝王”),基本上接替了歌德的文坛地位,而且确实具有相当深刻的文学史与思想史意义。这不仅表现在他数量相当惊人的创作实绩,更表现在他别出手眼的文学思想。但用诺瓦利斯来做代表,也不能算错。我倒是蛮喜欢谷裕作的具体文本分析,譬如《亲和力》,这部小说我不喜欢,但认同其思想史价值。但作者说“歌德在小说《亲和力》放弃了古典时期的努力,即试图把各种矛盾和对立统一起来,纳入一个可以把握的思想、世界观和价值体系”。(131页)我认为似乎可以商榷。1805年,席勒之逝确实给歌德带来巨大刺激,并导致了其创作生涯的一度衰竭;但歌德之可贵,就在于其坚毅持恒,即便创痛再巨,亦能傲然坚守,故此他在古典时代之后并未改变其基本思路和诗之追求,其思路具体的虽由追求“古典和谐”进一步到“东西衔接”阶段,但求中守一的“古典思脉”立场不变。这部出版于1809年的《亲和力》虽以一种颇为惊世骇俗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但仔细推究,反映的作者观念则一 作者接着说“针对当时读者和批评家的误解,歌德生前就一再指出,读者需要读几遍才能领会其中更多的内容和喻意”。(131页),注释为转引自汉堡版《歌德全集》的致科塔信。原文当为:“Die Aush?|ngebogen des Romans werden nun bald in Ihren H?|nden seyn; und ich wünsche, da?x diese beyden B?|ndchen zuerst Ihnen und dann dem Publicum Vergnügen machen. Es 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