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雄祖先崇拜与宗法制度.docVIP

祖先崇拜与宗法制度 刘向雄 在原始社会发展出的各种崇拜中，祖先崇拜在一些民族成为重要的形式，其是指以祖先亡灵为崇拜对象的形式，是从图腾崇拜中分离出来的，即在亲缘意识中萌生、衍化出对本族始祖先人的敬拜思想。最初始于原始人对同族死者的某种追思和怀念，进一步发展出相信自己祖先的亡灵存在着，而且相信它们具有保护自己和部族的超自然能力，加以崇拜，这种形式，既可以表达对死者的怀念之情，同时也表达出寻求先祖保护和帮助的意愿。自殷商时期始，对祖先就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看法。另一方面，灵魂观念的存在，也使祖先崇拜成为俗世之人与天上诸神相联系的纽带，“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礼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以及相互之间交往的扩大，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祖先崇拜，大多也简化为对已逝的先人怀念之情。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崇拜形式则被保存下来，并进一步发展。在公元前1700年前就存在的祖先崇拜，经过商、周以及之后各朝代的传承、及家族对此的强化，儒学将之发挥为忠孝的理论，进一步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伦理化，使祖先崇拜在整个中国文化进展中贯穿着，直到今天，祖先崇拜仍然在中国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与祖先崇拜相关联的，还有另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方面：宗法制度。宗法制度的产生还是与农业文明息息相关的，如前所述，中原地区拥有较好的农耕条件，在这一地区聚集着众多的部落，各部落的生产主要依靠农业，农业具有定居性的特征，尽管先民可以面对广袤的冲积平原，但他们的目光却只限于自己耕种的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如果说《老子》中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但，与其把这个作为老子的一个社会理想，还不如把这种理想是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活的一种描述。各部落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农业文明需求的有限性，部落与部落之间最常见的并不是相互的交易交流，而是相互的对土地、河流资源争夺的战争，即使后来黄帝统一了中原地区，但这种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各个部族的臣服只是通过在固定时间向黄帝纳贡来表达，也就是说，各个部族在地域、行政上是独立的，也形成着相对稳定的血缘系统，这是宗法制度产生的历史基础。在从野蛮向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宗族观念被保存下来并加以强化，延续到国家的产生过程中，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国家，实际上就是家的最大化延伸，处理国家事务的逻辑，同样也比照着家庭、家族处理的方式，如嫡长子继承、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邦建国、宗庙祭祀制度等等，形成着完整的宗法制度，在此之后的家天下的封建体制，家族势力带来的改朝换代，家国同构的思维观念，都来自并巩固着宗法制度，梁启超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新大陆游记》）即是说此。因而，五千年的文明，也就是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农业的地位，农村的结构，农民的意识，无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改朝换代，农业的生产工具如何进步，以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乡、村为界限的宗族范围，在地域和观念上仍然是分立的，各个地区存在的宗族势力与国家的行政权力共同作用，维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今日的农村状况，虽然交流交往冲击着农村的宗族构成，但宗族观念仍然通过一定的形式存在并发生作用。而与中国不同，古希腊粮食作物的生产不足，必须依赖于对外的商品贸易来弥补，这就使古希腊社会的流动性很强，血缘关系被冲破，宗族观念淡薄，形成依据财产和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国家。因而，在古希腊文化中，没有聚族而居的历史环境，宗族观念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与人的关系亲疏，不在于血缘远近，而在于居住地域及其地位、财产的远近。两者在血缘关系亲疏的历史源流分疏，文化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进而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被强化和阐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系统。 综上所述，文化在其产生之初都有偶然性，而对于偶然性的选择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一系列的历史选择，稳固或抛弃了某些文化因子，继承或断裂了文化的连续性，对现实的民族文化系统都有着较深的影响。中国文化在其产生之初的政治伦理特性，宗法制度的形成，在儒学的身上体现着，或者说，儒学对于传统的政治伦理方向的继承，对于宗法制度的新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社会的稳固和人际关系的稳定有着巨大作用，这也是儒学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的重要方面。此外，儒学的产生与农业文明相联系，应农业文明的要求而生，但不能由此说农业文明衰落而儒学也随着衰落，儒学是传统的一部分，任何时候，传统都会在现实中被思考和扬弃，儒学也不例外，而其自身的合理性的存在，也不排除在工业文明中，儒学也能在此历史际遇中发展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