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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汉代“春秋决狱”的认识 2010法律硕士课程班 陈嘉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对于中国整个的封建法律制度乃至中华法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以儒家的经典著作《春秋》作为断案的依据的“春秋决狱”对于中国法制的影响最为深远，后世对“春秋决狱”的研究也最为深入。 所谓“春秋决狱”，是指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的、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其时，《诗》、《书》、《易》、《礼》也被用于司法，又称“经义决狱”。《春秋》原是孔子编纂的鲁国编年史，记述了自周平王东迁以后鲁国以及其他周边诸侯国的史实。在这本史书中，孔子借叙述历史之机，阐发了自己的各种政治、伦理及哲学观点。因此，《春秋》遂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著作，《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一书是“礼义之大宗”。书中的许多观点也被当作不可怀疑的儒家经典而被代代遵循。 “春秋决狱”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后，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修养生息为主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已没有较强的约束力，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因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这就孕育出顺应当时时代潮流的中庸化的思想，儒家思想。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但此时，在立法领域，儒家学说尚未占主导地位，秦朝法家的痕迹非常明显。因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生们便开始以《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作为判断罪之有无、罪之轻重的依据，由此而开启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极深的后世引经注律之端倪。“春秋决狱”之风盛于武帝一朝，始作俑者为当时的经学大儒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汉书·儒林传》讲：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对皇帝提出的疑难案件，“动以经对”。著名的有董仲舒和他撰写的《春秋决事比》。《春秋繁露·精华》记载了董仲舒对“春秋决狱”含义的解释：“春秋之听狱，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汉书·隽不疑传》讲，后来的汉昭帝赞赏说：“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 “春秋决狱”所以兴盛于汉代，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春秋决狱”所宣扬的“罪止其身”、“以功覆过”原则，利于缓和矛盾、稳定统治秩序。汉代族刑限于谋反等少数重罪，与此不无关系。 二是“论心定罪”，从中可随心所欲地解释文意深奥的经书，以便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同时，对法制上的不完备也是一种弥补。春秋决狱自汉中叶风靡一时，绵延七百余年，则是因为汉末至隋统一前，对软弱无力的君主来说，春秋决狱的儒学色彩不象法家一断于法那样强调“实力”。随儒法（指法律）合流和君权的强大，至隋唐，其影响便日渐稀少了。 春秋决狱的主观随意特性，使本来就庞杂的汉律更为紊乱。近人章炳麟、刘师培曾有中肯的批判。章炳麟在其《检论·原法》一书中说：“引经附法，……上者得以重秘其术，使民难窥；下者得以因缘”。这简直就是周代“轻重不在刑书”、“临事议制”的回光返照。因此，章炳麟指斥这一方式是：“悲夫，经之虺虱，法之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