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文体和“土绅士”的理想.doc

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 ——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 　　当三十年代第一次有人称沈从文是“文体家”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暗暗地感到骄傲。他初到北京的时候连标点符号都不大会用，现在却能在文句组合上形成一种显著的特色，这是怎样迅速的进步？何况文体并不单是指一种特别的文句格式，甚至也主要不是指孕育这格式的一种特别的叙述结构：在我看来。说一个小说家创造了自己的文体，那更是指他对自己的情感记忆有了一种特别的把握。不用说，作家的这种自我把握首先是一种语言的把握，就是借助既定的语言系统去澄清那些飘忽膝陇的印象。因此，在这澄清的过程当中，对对象的把握是和这对象本身一同产生的，你甚至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这就使作家的自我把握具有厂一种双重性，它既是理智的认知，更是情感的创造。正是这种双重性决定了“文体”这个词的复杂涵义，套用我们熟悉的概念来说，它不但是指一种形式，更首先是指一种内容：一个小说家能够用别人尚未试过的方式来讲故事，总是因为他已经想好了一个别人从没听过的故事。沈从文当然有理由暗自骄傲。 　　但我要说的是，这种骄傲是很不容易维持的。惟其出身于作家对世界的那种微妙的审美把握，文体就像是一位极端任性的公主，她要求作家对她绝对忠诚。倘若你稍有疏忽，譬如在狂热地迷醉于她的风采之后，你可能会稍稍变得迟钝，对她的某些暗示缺乏反应；或者在依旧钟情于她的同时，你可能会身不由己地对其他动人的景象也发生兴趣；甚至你仅仅是因为长时间的侍奉而感到疲劳，不知不觉就把追随的脚步放慢了一点……她都会变了脸色拂袖而去，立刻收回她生前恩赐给你的宠幸。在我看来，这就是文体家的真实处境，能够赢得文体的青睐已属不易，要想保住这份殊荣就更加艰难。 　　我不禁对沈从文作为文体家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真有资格分享文体家的骄傲吗？他是如何争取到这个资格的？如果说他确曾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体，他又能在多大的程度上继续发展它？倘若他竟然做不到这一点，很快就失去了文体的青睐，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在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沈从文的笔法是相当杂乱的。他时而以一种独白的方式，诉说自己如何如何地穷愁潦倒，那文字的散漫和拖沓，似乎和郁达夫颇为相像。(1)时而又摆出一副旁观者的姿态，平静地描述绅士老爷和大学生们的丑态，那种对戏剧性场面的由衷的爱好，特别是那些漫画式的夸张描写，都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张天翼。(2)在更多的时候，他又学着一个不满十岁的小顽童的口气，津津有味地记述童年的趣事，那散文小品式的援洒格局，和鲁迅的《社戏》又相当接近；(3)而据说他也确曾把《社戏》当作过学习的榜样。(4)至于像《哨兵》那样用重彩浓墨刻意制造一种讲鬼故事般的刺激性效果，或者如《空君日记》那样取日记的形式，以几个男女偷情的实例来强化对一种性爱观的热烈的阐发，写法就更加特别了。显然，这时候的沈从文还无力营造自己个 人的文体。 　　他称得上是个天生的诗人。因为生长在湘西的沅水流域，他 的天性中本就包含着楚人热烈奔放，富于幻想的成分；又深受家乡那些与自然山水亲近融合的风俗的熏陶，心中更容易就萌生出对诗情画意的特殊敏感。一切情绪性的印象都能迅速地打动他，甚至各种声音都能强烈地刺激他：“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夫把刀刺进它喉中的叹息的声音，藏在田膛上穴中大黄喉蛇的呜声，黑暗中鱼在水里没刺的声音，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中，夜间我便做出无数希奇古怪的梦。这．些梦直到二十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5)可是，尽管他生就这样一颗诗人的灵魂，当他在北京开始写作的时候，强烈刺激他的却首先是另一些相当世俗(6)的感情。 　　1924年夏天，他满怀对新世界的憧憬来到北京，渴望投入这文化古都的怀抱。可谁能想到，他竟受到了这样的冷遇：手上没有文凭，他坐不进大学的课堂；囊中空无一文，他甚至付不出房租。街上的摩登男女向他投来鄙夷的目光，就连寒风也仿佛欺他无力购置冬装，放肆地扑打他的门窗。他深深地失望了。不满于自己的孱弱，更憎恶周围的势利，而随着这不满和憎恶的日益滋长，另一种思乡的恋情也油然而生：当沈从文起意写小说的时候，他正是陷入了这些情绪的包围。那些能使他不知不觉地淡忘自己世俗存在的审美感受，反而被挤到了边上。 　　是诗人的天性催促他提起笔，却又首先是那些非审美的激情拥挤在笔端：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矛盾决定了他初期小说的杂乱面貌。惟其对情绪性的印象特别敏感，那失望引起的各种情绪就更能强烈地刺激他，以至他等不及对它们作进一步的消化，便急切地想要倾吐出来。可它们毕竟只是一些世俗的情感，并不能真正深入地撼动他那诗人的灵魂，也就唤不起那种殚精竭虑去穷尽它们的形式意味的冲动。因此，他在表达这些情感的时候，就不免会有意无意地袭用各种现成的语言模式(7)，以至使读者觉得他和别的作家颇为相像。人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