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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死刑 ——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再思考 【姓名】黄越 【学号】1200013520 【院系】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师】杨柳新 【助教】陈超 滕进芝 【摘要】本文由里波路-娄伯案与克莱伦斯·我祈求生命、理解、仁慈、友好以及体谅所有人类的无限慈悲，我祈求我们能用仁慈去征服残酷，能用爱去征服仇恨。我知道，未来在我这一边。克莱伦斯·丹诺克莱伦斯·克莱伦斯·我祈求将来，我祈求着那么一个时刻，仇恨和残酷不再控制着人们的心灵。当通过推理、判断、理解和信念，我们知道了所有的生命都是值得挽救的时候，怜悯就是人类最高境界的品质。”。蛮荒时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等报应甚至曾在其字面意义上实行：谁伤害了别人身体的某一部位，就给予他同等程度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死刑是最高形式的同态复仇，一命抵一命。谁伤害了别人的生命，就必须付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以牙还牙”这样野蛮而血腥的同态复仇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逐渐被废止，刑罚的理论和实践中开始体现出人道精神，如20世纪刑罚人道主义运动，便是文明进步的体现。现在鞭刑等以折磨犯人为目的的刑罚在大部分文明国家已不复存在。吊诡的是，恰恰是同态复仇中最残酷、最严厉的一项：死刑，却始终保留到现在。 对此，丹诺在辩论陈词里说道：“有时我很迷惑，怀疑我自己是否在梦境里，是否在20世纪的前25年里，原始时期野蛮人之间的生死、仇恨和血腥残杀又回到了人们的心里。人们的理智被窒息了，人们被那种早已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灭绝的情感和仇恨所左右了。战争纵容人类流血法律作为，不应该去扩大这种残暴。主要观点人类社会存在一个原初的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中由于存在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 致使这种自然状态将无法继续维系; 于是自然状态中的人就将自身的权利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集体, 使得人将自己置于集体权威的约束下; 这种转让自身的权利形成集体的权力的过程被认为是基于社会契约而形成的。卢梭写道社会条约以保全缔约者为目的。谁要达到目的也就要拥有手段, 而手段则是和某些冒险、甚至是和某些牺牲分不开的。谁要依靠别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在必要时也就应当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国内有许多实证分析证明了是否适用死刑与谋杀犯罪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现摘用下图数据加以说明： “分析图一可以看出，在荷兰，死刑废除之后的第一个10年即1871—1880年间谋杀罪的犯罪率较之废除前10年的犯罪率有较明显的下降，虽然在1880年以后谋杀罪的犯罪率有上下波动，但是其犯罪率都没有超过1860—1869年间的犯罪率，而且，1921—1927年间其谋杀罪的犯罪率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值。图中的线性回归线显示出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也就是其谋杀罪的犯罪率并没有因死刑之废止而增加。”[9] 如果我们认定刑罚（尤其是死刑）存在的意义在于预防犯罪。从效益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死刑如果有其他刑罚（如终身监禁）不可替代的威慑力，并且相对于终身监禁产生较大的边际效益，死刑就具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然而适用死刑却并不能体现这种边际效益。因为以考量社会总效益的视角分析，杀死犯人也是一种无谓减少劳动力的做法。 如果说依包尔生所说，其他的刑罚都只是“必要的非正义”，那么死刑就应该是“非必要的非正义”。 结语 关于中国大陆死刑存废的争论正愈演愈烈，而要讨论死刑的存废，首先应该厘清的就是：死刑是否正义？ 罪犯的犯罪都会有某种自然或者人为的原因，要减少犯罪不应单单以惩罚机制去威吓，而应该更加注重罪犯的心理疗治；死刑是一种以暴制暴的做法，是最高形式的同态复仇；因为个体并不一定自愿让渡自己的生命权，所以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无法证明死刑的公正性；从效益主义的角度，适用死刑并不具备很大的边际效益，因而是“非必要的校正性正义”。我个人不支持适用死刑，但无论支持与否，这个问题都值得每一个人深入地思考与讨论。 在此，引丹诺陈词时朗诵的诗句作为结尾。 移动的手指，书写着法院的命令不停地书写着无论你虔诚的忏悔还是你聪明的头脑都不能让生命重新复活你所有的泪水也不会洗刷掉那任何的一个字克莱伦斯·丹诺Ernest van den Hagg. Punishing Criminals: Concerning A Very and Painful Question[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5. p. 65. 转引自邱兴隆. 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p. 108. 周蔚. 死刑具有最有效的威慑作用论之否定[J]. 政治与法律2007-6. 北京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 2 页 共 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