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及符号学.docVIP

《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和符号学 ——兼论赋诗言志风气形成的原因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著名的诗歌总集，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但《诗经》除了具有不朽的文学价值外，它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还有其实用的价值与功能。作为教育手段来说，它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作为社会交际手段来说，它是贵族阶级、士大夫特别是外交官员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所以孔子说: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结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 　　由于《诗经》在先秦时期有其实用的社会价值，特别是社会交流的功能，因而《诗经》是古代社会贵族子弟的必修课。《论语·秦伯》说:“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周礼·春官》说: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古代歌诗是配乐的，因此所谓“乐语”就是指配乐而唱的歌词——诗歌。“兴、道、讽、诵、言、语”，是指运用“乐语”表情达意的各种不同方式。“国子”(贵族子弟)只有通过大司乐有关乐语的正确传授和严格训练，才能有效地掌握《诗经》社会交流的功能。 　　当时的统治阶级不仅严格地要求本阶级的子弟学习《诗经》，而且也鼓励平民百姓学习《诗经》。《管子·山权敖》就曾说:“《诗》……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因而在春秋时期，上自天子、诸侯、士大夫，下至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平民百姓，都是或多或少懂得一些《诗经》的。 　　《诗经》之所以能成为古代社会各种场合重要的交际手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诗经》在春秋时期就具有很高的地位。《诗经》的名称虽然是汉代才有的，在先秦时代一般称《诗经》为《诗》或《诗》三百，但《诗经》作为经典著作的地位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已经确定了。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曰: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祟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贾子·道术篇》:“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故孔子的话可理解为：《诗经》三百篇都反映了作者正直的心声。正因为《诗经》是义理的府库，又体现了社会各阶层正直的心声，因而《诗经》被人们广泛的引用，仅以《左传》为例统计，在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各种人物引证《诗经》(含《诗经》的逸诗)就达二百三十多次，而在孔子二十岁以前，引证的有二百○七次之多。这更证明了《诗经》的祟高地位远在孔子之前就确立了。《诗经》的崇高地位其及权威性，是《诗经》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诗经》题材广阔、内容丰富，自祭祀到征战，从爱情婚姻到宴庆祝寿，乃至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与劳者、怨女的悲叹，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毕具。再加上《诗经》是韵文，易于记忆与背诵;《诗经》的语言精炼生动，委婉含蓄，比普通的语言具有更强的表达力。因而《诗经》很自然地成为古代社会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这是《诗经》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三、诗、乐、歌、舞的一体性是《诗经》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这种诗、乐、歌、舞的一体性，再加上揖让之礼——登、降、辞、拜的动作，使赋诗言志或“以钟鼓道志”时(《荀子·乐论》语)，就具有多功能的信息交流。雅各布森说:“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①特伦斯·霍克斯说:“听觉符号在特征上与视觉符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把时间而不是空间作为主要的结构力量。后者使用空间而不使用时间。听觉的、‘时间的’符号就其特征而言，倾向于象征，视觉的、‘空间的’符号在特征上倾向于图画。”②《诗经》的诗、乐、歌、舞的一体性，使人们在以诗言志、以钟鼓道志、以舞蹈动作示志时，具有全信息交流的功能，它把视觉符号的图画性与听觉符号的象征性综合为一了。这种“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只有诗、乐、歌、舞四位一体的《诗经》才能具备，因而赋诗言志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社会交际的重要手段。 　　四、《诗经》的“兴”兼具形象性与象征性的特点。‘兴”是启发或诱发，也称启兴。它是诗人以某一种景物或景象，暗示出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法。所以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周南·桃夭》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