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新田县民间乐队发展现状调查报告.doc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新田县民间乐队发展现状调查 报 告 民间乐队是伴随着当地百姓的生活而存在的,由于各个民族、地域、信仰、经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导致民间乐队在审美、运用等方面的差异。各地的民间乐队演奏的音乐,大多与当地的民间音乐或民间戏曲、或其他民间艺术相融合,呈现共生的形态,这种共生状况及发展,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戚戚相关。本文试图从解放后,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对新田县的民间乐队(包括民乐和西乐)的生态加以调研,梳理其随时代经济发展的脉搏,揭示经济的发展对民间乐队传承发展的影响,同时探究区域人群对民间乐队消费现象的文化心理擅变。 随着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各种需求,新田县各种民间音乐团体逐渐自主发展壮大,不同的经济时代它们的生存环境及发展空间也不尽相同,它们被选择运用及规模发展跟时代发展息息相关。供与需始终是辩证统一的,由于民间乐队为民间所需,中国是个礼仪之国,民间乐队自然就有它的广阔市场。 一、改革开放前民间乐队的生态状况 1.经济状况 民间乐队主要阵容是民间吹打班。改革开放前,新田县的经济跟全国大多数的乡镇一样,属于贫困的地方,人多地少,老百姓在贫困线上努力挣扎。以农业生产占主导,没有工业,单纯以农业收人维持生存,由于经济环境封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发展无从谈起。同时也给了民间吹打班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伍国栋先生曾说:“较为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它往往形成封闭式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封闭式的经济环境开发和利用自然物质资源的能力相对薄弱,其手段也相当单调,传统音乐事象反而容易得以在这种地理环境中保存和延续。此外,地形因素也可能限制音乐事象的输人及传播和吸收的流向”。①因此新田县基本上村村有吹打班,红白喜事离不开吹打班,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2.音乐形式和内容 音乐的形式以说唱配以乐器伴奏,与大戏有相同之处,但多数的曲子是纯粹的器乐合奏曲。它吸取了古代戏曲元素,按一定的表演程式进行表演。演奏内容主要以“柳条金”、“头通”和国乐“什锦”又名“十锦”)为主,如:《文明八仙》、《将军令》、《七声号锣鼓》、《想当初》(又名《锦渔灯》)、《赶渡》(又名《拉勇阵》)、《莫不是》(又名《净天沙》)、《梵王宫》(又名《调笑吟》)《佛前灯》(又名《香雪灯》)、《尾声》等等②。在演出时,因为这些曲目都较为短小,在整个过程中显然是不够的,因此除了以上的曲目外,还要加些串子。所谓串子就是吸收了大戏的唱腔、剧情,按照剧本进行演出,中间不省略。乐曲所表现的文学内容含有主人公的破落、落难、不幸、追求自由等故事情节的文化审美成分。在音乐情绪的表现上有悲伤、思念、怀念等审美元素。在采风中发现以上的乐曲虽然在民间传承有一定的历史,但多数乐手只知道乐曲的旋律传承,对乐曲表现的故事并不知道也不在乎,乐手重视的是音乐本身的传承,即旋律、节奏及组合、演奏技法的传承,他们并不在乎音乐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及背景,不过,乐手在长期演奏中能够感受到乐曲所表达的情绪。但是在串子中,由于是民间戏曲,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唱腔,在歌词中具有较强的语义联觉性,乐手在演出时就会带有较强的音乐表现情绪,增加了演出的感染力。这些曲目在红白喜事、结婚等场合都可用,但结婚中不允许用大鼓和低音锣,因为大鼓大锣声音低沉,音乐表现沉重、严肃、压抑,因此大锣大鼓多用于白事或宗教事件,婚仪中一般用小堂鼓、中锣,因为小堂鼓、中锣、汤锣能够充分地表现喜庆热闹的气氛。 3.传承方式 由于当时吹打班多是以当地农民组成,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有的连谱子也看不懂,更不会记录。他们边劳动边学习,完全靠口传心授进行学习。20世纪50年代前民间尚用公尺谱,到了六十年代才有人把它翻译成简谱,以便年轻一代学习,但简谱“采借”公尺谱时,由于翻译的专业水平的局限,可能在节奏、节拍的记谱规范上难免有手误。笔者收藏的上个世纪60年代的油印本“国乐什锦谱”连小节线都没有。在乐手的组成中,每个吹打班是相对稳定的几个人组成,有时本班的某位乐手请假了,就得请另外吹打班的某个乐手顶替。因此农村这些吹打班,只能称班而不能称社或团。几乎每个人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都有几个吹打班,乐队演出以齐奏单旋律为主要方式,主奏乐器以竹笛、唤呐居首,二胡、板胡等其他乐器处于“和”的伴奏地位。那个年代还未曾出现西洋管乐队。 4.乐队编制及发展状况 乐器有鼓板、大鼓、小堂鼓、唤呐、笛子、二胡、大锣、小锣、汤锣、钱等。有些吹打班还用了京胡、或板胡、月琴、三弦、琵琶等,以唤呐和笛子为主奏旋律乐器,鼓板为指挥,其他乐器参与协作,处于伴奏地位。一般来说,每个传统吹打班乐队的人员编制在8一10人,鼓板和鼓兼主唱一人,其他人员可以相互兼几样乐器演奏及唱腔中的齐唱或托腔。在这些民间乐手中,虽然非专业乐手,但部分乐手是具有相当高的演奏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