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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韩非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的文献综述 分析韩非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的文献综述 一、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概述 （一）韩非法治思想的历史背景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由于比较客观，所以学者们的意见比较一致。基本上都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历史背景的。在经济上都认为是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步取代了以井田制作为经济基础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奴隶制贵族的势力开始衰落，而新兴地主阶级在迅速成长和壮大，旧的奴隶制贵族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加深。新兴地主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权力，进行社会变革，社会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上都认为是西周的分封制导致后来的兼并战争，天下大乱。正如高鸿钧在其主编的《法治论衡中华法文明的当代省思》一书中说，周朝在灭亡之前，虽然名义上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王土已非周王之土，而是被瓜分成诸王之土。虽然表面上仍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王臣已非周王之臣。[1]实际上，周朝的权威只是徒建于空名于公侯之上耳。（柳宗元：《封建论》，见《柳宗元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正是由于贵族政体已经无法再适应社会的需要，才为韩非法治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政治背景。在文化上认为，天下诸侯割据纷争，群雄并起导致思想上的不统一，从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韩非作为战国思想家中的后起之秀，他从理论上继承了前期发家的思想，吸收墨家，学习于儒家而有得于道家，最终完成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韩非法治思想。 （二）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 在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方面，学者们观点也基本一致。都认为韩非法治思想是多元化的思想集成，面临着大争之世，多事之时的社会矛盾，吸收了墨家、儒家、道家和前期法家的精华之处并将其糅合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创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核心理论体系，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法治理论。比如李连贵说：韩非以法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基本上由两部分所组成，一部分是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另一部分就是法、术、势三结合的法治方法。[1] 二、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析方面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对韩非的法治思想可以说是褒贬不一，但都不是对其给予全盘否定，只是肯定多一点还是否定多一点的区别而已。 首先，在韩非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与旧的贵族相对立的。至于具体的说法，则有所不同。冯友兰认为韩非是新兴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激进派在政治上的代言人。 [2]任继愈认为，韩非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韩非，作为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代表，他的法治思想和他建立中央集权政治的主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确曾起了进步作用。[3]（任继愈：《韩非》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刘新则说：韩非的法治观，不仅不限制君主专制，而且还是加强专制，巩固专制，服务专制的，韩非的法治思想体系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权治特点。[4]其次，在韩非法治思想评析方面，学者们都采用的是一分为二的评析态度，几乎没有完全赞成或者完全反对的。在消极的方面，他们认为主要有：积极鼓吹君主独裁 、推崇阴谋权术 、主张重刑轻罪、重农抑工商、极端反对德治等方面。 比如，洪琢说：韩非把法律的选择运用完全寄托在没有权力制约的君主个人的判断力和能力上，很容易将形式上的法治演变为实质上的人治。中国长期不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不能不说和长期处于这种政治模式而产生的影响有关。#61531;#61489;#61533; 洪琢又说，韩非这种术治理论，集中概括和反映了某些剥削阶级本质的东西甚至被后来的阴谋家发展为谋国、篡权、杀人害命的权术，极易造成统治集团内部不可挽回的矛盾和分裂，激化了封建政权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最终只能是造成国家的混乱，社会日益黑暗和衰败，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61531;#61490;#61533; 张家国，王兴和在他们的《韩非法治思想刍议》一文中说：韩非提倡的法治，实际上是刑治，他把法尽可能缩小到刑罚方面，强调用刑罚作为治理国家的手段，把本来应该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各条渠道，各种形式解决的复杂社会问题，简化为重刑问题，这是韩非法治思想的又一缺陷。#61531;#61491;#61533; 在重农轻工商方面，从长远来看，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削弱了军事力量，从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后世统治者中虽有人逐步认识到农工商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采取了农工商并重的政策，但总的来看，重农轻工商，仍成为我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数千年来，我国自然经济的顽强延续，商品经济的萌而不发，以至在世界上由富强渐渐沦为贫弱而被挨打，从经济的角度看，多少与重农轻工商有关。 在德治与法治方面，韩非把法治看得过于绝对，以致后来一味的迷信韩非的法治思想，走极端的法家路线，实行暴政使人民苦不堪言，最终秦王朝政权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