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黄河第一桥.doc

黄河铁桥（中山桥） 天下黄河第一桥 　　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的兰州黄河铁桥人们都熟悉，却很少有人能说得清她近百年前那段堪称创举的兴建历史。　　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的建设发生在20世纪初叶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是僻居西北、地瘠民穷的甘肃与西方人在自主、自愿前提下的第一次成功合作；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的建设材料，包括一个铆钉一根铁条乃至建成后刷铁桥用的油漆，都是在当时国内极其落后的运输条件下从德国辗转万里运至兰州的；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的建设是德、美两国工程师、华洋工匠与甘肃各界通力合作的结晶；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的建成一举结束了黄河上游千百年来没有永久性桥梁通行的历史……　　20世纪初叶，走过了500年的镇远浮桥终于要和金城兰州人告别了，僻居甘肃兰州的一批官员壮志满怀，欲建前人未竟之功——修建铁桥，一时间议论纷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十九，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报告说已经与德商泰来洋行在1906年9月11日签订了修建黄河铁桥的合同。而此时，不但合同已签，建桥所需要的料件也已在转送兰州的途中，升允的奏章显然有些先斩后奏的意味。　　按照晚清的文书运转制度，官员欲办某事，须先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办理到一定程度，如果证明不可行，则停止办理；如确实可行，则上报上级机关或朝廷。如此看来，自认为“赋性迂谨，凡事未经办妥，不敢遽以上读宸聪”的升允，并非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他对建造黄河铁桥一事已有了十足的把握。　　兰州历来是东西交通要冲，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必经之途，穿城而过的黄河则是横亘在兰州这一交通枢纽之上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民间曾有“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的歌谣。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起，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都曾因军事需要在兰州黄河段修建过浮桥，但都很快被拆或被毁了。直到洪武十八年，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才在现在中山桥的位置上兴建了著名的镇远浮桥。据明人徐兰的《河桥记》记载，杨廉在黄河之上造大船28艘，以3艘备用，将25艘用绳锁连接，船下以石鳖固定，船上加盖木板、栏杆，并在桥南北两岸各树一根大铁柱和六根木柱，以铁链将浮桥固定。整座浮桥“随波升降，帖若坦途”。此后500多年间，用以构筑浮桥的船数和用以固定的铁柱与木柱数虽有变化，但镇远浮桥却以其扼守要津的重要地位，被誉为“天下第一桥”。现在仍矗立在铁桥南岸的将军铁柱正是镇远浮桥500年兴衰史的唯一见证。　　但是镇远浮桥并非坚固安全，遇到大洪水和冰棱，常常会发生桥毁人亡的惨剧。而且，冬季黄河封冻，浮桥必须拆除，车马均由冰上通行。冬春之交冰将消未消之时，经常有人畜因冰裂落水而亡。春天冰融之后，又需重建浮桥，所费甚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光绪初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就有过修建铁桥之议，但因为洋人出价太高而作罢。进入20世纪，走向末路的清廷开始实行新政，鼓励洋务。升允到任后不久，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立了甘肃洋务总局，由兰州道彭英甲兼洋务总局总办。正是洋务的兴起，为建设黄河铁桥提供了历史契机。　　升允敏锐地意识到“外人奇技巧思”正可以“宜民利用”，于是他决定借助外国的先进技术与设备来实施他的建桥计划。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德商天津泰来洋行经理喀佑斯正好游历至甘肃，双方一经接触，立即达成了合作的意向，桥价十六万五千两，不足左宗棠时的三分之一。天时、地利、人和，一切冥冥中如有天助，僻居西部的兰州注定要在20世纪初叶、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完成一件惊世伟业。　　但反对意见随之而来。　　1906年5月初，甘肃洋务总局彭英甲等与德国泰来洋行喀佑斯就包修兰州黄河铁桥一事拟定了初步的合作合同，代理兰州府傅秉鉴随即给升允上了一道条陈，请求对包修合同中的一些地方进行“考究”。升允看了条陈后，为表示慎重，同意与洋商就有关问题继续进行磋商，但同时他也强调，“不宜偏执己见，故破成议。”为了解除傅秉鉴等人和中方的疑虑，喀佑斯决定请工程师进行实际勘测，合同因此暂缓订立。很快，工程师的勘测结果出来了，德方认为“黄河水性，虽云湍急，若如所议章程架修铁桥，甘愿保固八十年”。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十一，甘肃洋务总局与德国泰来洋行正式签订黄河铁桥包修合同，黄河铁桥的各项建设筹备工作全面展开，但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因此停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二，庄浪县举人牛献珠致禀彭英甲，请求停修黄河铁桥。他认为“以千年旧有之桥，易木为铁，事少实际，徒饰美观，甚非瘠省所宜有也”。他还列举了修建黄河铁桥在发生战争时的六大弊端。彭英甲对牛献珠的观点予以坚决回击，认为建桥正当时宜，刻不容缓。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二十一，来自朝廷的朱批传达到了甘肃：“该部知道。钦此。”至此，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