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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中基会”概论 中山大学历史系 袁冠琳 [论文摘要]胡适长期当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对该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拟在运用日记、书信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试从胡适对中基会事业的维护以及其对该会内外人事关系的协调两个方面概述其对中基会的历史贡献。他对于中基会事业的参与实践，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民国知识分子为探索现代中国学术独立道路而作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胡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胡适乃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中曾参与之事务可谓不胜枚举。他长期当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并兼任秘书等职，凭藉其独特的学识名望与人格魅力，积极参与中基会各种事务的运作，协调多方关系，对该会的维持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誉为“中基会的灵魂”。 （一）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成立于1924年9月，是专门负责接收、管理、监督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的科学文化赞助机构。该董事会由中美双方政界与科教文化界知名人士共15人组成，另有执行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以及干事处进行具体运作，务求“使用该款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其用款范围多限制在科学研究、科学应用和科学教育，以及属于永久性质的文化事业（如图书馆）等方面。目的为确保该款能真正用于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成退款计划的宗旨，保障其在华“文化投资”（Cultural investment）的利益。当时中国教育文化界对于设立基金会管理退款之计划均表示欢迎，但各方就董事的人选组成及其任命方式一直争持不下，以至为日后的改组埋下伏笔。然综言之，中基会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远则为多数人所承认。一生与中基会结缘甚深的吴大猷先生以为，该会在抗战前补助国内学术机构，选送科学研究人员出国进修，支持科学教育的措施，在为国培育人才上的贡献甚大。 胡宗刚也肯定当时有着首倡作用的中基会实为各国管理退还庚款机构中者，促进中国现代科学学科建设引导出良好学术环境 早在民国时期已有一些专门谈论中基会的文章。如胡适在1929年初中基会第三次常会后随即在多家英文报刊上发表,详述中基会改组始末，对外宣告中基会的“独立原则和不受政治干涉原则礼节性地建立起来了”。 1933年时任中基会董事兼干事长的任鸿隽在《中基会与中国科学》一文中，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该会成立以来对中国科学研究、应用和科学教育事业的补助。 两年后当任氏准备就任四川大学校长时，又发表《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一文，概述该会之运作之原则、赞助科学事业之范围、形式及成效，并总结出相关经验。 该文遂成日后研究中基会相关问题者之重要参考材料。 而该章第二节“中国退款运动与用途的争执”的内容则有助于了解中基会成立之前及其早期发展时政府与教育界之复杂关系。至于海外方面，民国著名外交家、曾任中基会董事的顾维钧在其晚年同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整理而成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有提到他当年以外交总长的身份参与协商美国二次退还庚款并组建中基会的相关事宜，只是由于年代久远，难免有不太准确的地方。 此外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里有“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一章(署名作者孙任以都正是任鸿隽先生之女公子),其中专门谈及作为学术赞助机关的中基会，但仅应用少量的原始记录和当事人的回忆性材料。 并尝试利用原始档案进一步研究中基会之相关人事和机构组织。 但总体而言，大陆学者关于中基会的论著绝大部分仍免不了有拾人牙慧、人云亦云之嫌，无论是其选题立意的角度，还是对材料分析应用的深度，多不如海峡对岸的同行。台湾“中央研究院”杨翠华女士的专著 杨女士还点出，中基会的角色不仅是消极的赞助者，而且是科学的积极推动者；其所推动的事业重点，大多反映了当时科学界的主流。 可见其研究已不仅限于史实轨迹的重构，更触及到对近代学术管理制度变革的思考。 关于与中基会相关人物的研究，早期论述多集中于关注任鸿隽其人其事。如赵慧芝的《任鸿隽年谱》中即运用了中基会之档案材料。樊洪业则在其《任鸿隽胡适过从录》里指出，在中基会的奠基时期，正是任鸿隽与胡适、丁文江等人的紧密配合，使得该会事业取得明显的进展。 谢长法在《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一书第五章专论留美学生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关系，从“用款方针的确定、科学教育的实施政策、对庚款用途与分配的左右”三方面说明留美学生对中基会科学事业的重要影响，又简述留美出身的任鸿隽对中基会的贡献。 胡适与中基会关系之密切，可谓是欲谈中基会事即不能绕过之者。近年来学者撰文尝试全面勾勒胡适与中基会之关系轨迹。季维龙在《胡适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一文里，分“力图影响基金的最初投向、处心积虑推翻国民政府改组中基会的决议案、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