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案内参记者：有一种动力让我坚持到底.docVIP

对话人物 　　汤计 　　1996年，内蒙古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法院认定奸杀一女子，被执行死刑（“4·09案”，又称呼格案）。9年后，身负多起命案的赵志红落网，自称他才是呼格案的凶手。由此，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开始了漫漫9年申诉路。 　　新京报记者曾问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为儿申诉这9年来，最担心什么事情？老两口回答：“担心汤计被调走”。 　　汤计，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如今已年近六旬，呼格吉勒图案最早的报道者。9年来，他为呼格案发了5篇内参，一直呼吁再审呼格吉勒图案，不仅将呼格案由幕后推向前台，而且一再推动此案进程。 　　对话动机 　　过去的9年，汤计就像一个刚入行的新记者一样：“不懂”人情世故、“不顾”官场规则，执着地“挑战”公检法系统。 　　11月20日上午，内蒙古高法向呼格吉勒图父母送达立案再审通知书，备受关注的呼格案进入再审程序。 　　他原本以为自己会哈哈大笑，没想到真到此刻，竟是一场大哭。 　　11月29日，汤计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讲述5篇内参助推呼格案再审背后的秘辛。 　　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呼和浩特报道 　　“有时候书生还是单纯” 　　发第一份内参后，汤计一年多没再介入案件。他想，政法委结论一出，公检法一开会，走法律程序，案子就翻了 　　新京报：最初怎么关注这个案子的？ 　　汤计：2005年冬，李三仁夫妇（呼格吉勒图父母）最先找到呼市一个有名律师，被告知这个案子他办不了，得找新华社的汤计。我1989年从山西分社调到内蒙古分社，主要跑政法。 　　这老两口老实巴交的，说儿子被枪毙了，现在又找到了“凶手”。新闻人都有一个特点，同情弱者。 　　新京报：听闻此案，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汤计：我当时想，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我打电话给呼市公安的朋友，他们证实确实抓获一个系列命案的嫌疑人。然后我问，这其中有没有毛纺厂的命案？人家说有，（赵志红）都交代了。再想深问，对方就不说了。 　　新京报：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汤计：我安排了一个年轻记者，到案发地毛纺厂调查外围，我去赵志红专案组跟他们聊天。都是多年的朋友，其实我们的警察都很有正义感，大家都认为这是“冤案”。 　　而且当时内蒙古公安厅已成立了专案组，专门复核呼格吉勒图案。但当时呼市公安局主要领导不愿再翻这起陈年旧案，复查难度很大。 　　于是，2005年11月23日，我根据采访内容写了第一份内参，题为《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 　　新京报：这篇内参反响如何？ 　　汤计：很快，这篇报道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注，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也于2006年3月初，成立了“呼格吉勒图流氓杀人案”复查组。 　　当年8月，复查有了结论，自治区政法委一位领导对我说，调查结论是：“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冤案。但政法委不能改判，得走法律程序。我们要求自治区高级法院复查，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两家成立复查组，然后走法律程序。” 　　新京报：这结果似乎不错，你当时怎么想？ 　　汤计：我一听挺好啊。我隔了一年多没再介入这案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不能干扰调查呀。 　　我当时想，政法委结论一出，公检法一开会，走法律程序，这案子不就翻了吗？有时候，书生还是比较简单，想得还是单纯。 　　“加急”的“偿命申请书” 　　赵志红在看守所写了偿命申请书，想邮寄给检察院，看守所有个警察担心这个申请书到不了高层或丢失，一定要亲手交给汤计 　　新京报：你低估了案件的复杂性？ 　　汤计：是的，在复查中，公安机关认为当年的呼格案弄错了，公诉机关也认为当年起诉呼格案凶手的证据不足，但法院认为没有新的物证，仅凭赵志红的口供不能启动再审程序。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意识到问题不简单的？ 　　汤计：2006年11月28日，赵志红案不公开审理。10条命案只起诉9条，但呼格案没有起诉。我当时很震惊，心想，咋会这样？ 　　这个案子是秘密开庭的，但很多干警给我通气，警察信仰的就是法律，对就对、错就错。于是，我赶紧写了第二份内参，题目为《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 　　新京报：你掌握了新的证据？ 　　汤计：无巧不成书。2006年12月5日，赵志红在看守所写了偿命申请书，想邮寄给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看守所有个警察担心这个申请书到不了高层，又或者丢失，一定要亲手交给我。 　　到我办公室后，那位警察给我看了工作证，说了这个事，把（偿命申请书）复印件交给我。然后，他就像完成一项使命一样，掉头就走。我当时特别感动，这个警察的责任心，他的法治精神和正义，令我非常震撼。 　　新京报：那你接着怎么做的？ 　　汤计：我没敢耽误。当年12月20日，（偿命申请书）一字不改，写了一篇情况反映《“杀人狂魔”赵志红从狱中递出“偿命”申请》发到北京。我们以前没这么发东西的，值班副总、分管业务的副社长、社长，一字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