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引入“辩侦交易因素-”问题研究——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基本视角.doc

职务犯罪侦查引入“辩侦交易因素”问题研究( ——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基本视角 胡绍宝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 200333) 摘要：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引入“辩侦交易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反贪力度和推进反贪工作，达到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目的。然而触及到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将“辩侦交易因素”很好地引入职务犯罪侦查理论和反贪办案实践的问题时，就不得不对其本身的存在理性和司法运行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当然这种研究的视角是多样的、自由的甚至是随意的，这里选择“相对合理主义”作为一个基本视角，但愿是相对理性的。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辩侦交易因素；相对合理主义 近几年来，我国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部门在反腐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批批贪官污吏受到了严厉的制裁，但仍有许许多多的腐败分子不断冒出头来，贪污贿赂之风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好转。究其根本原因，笔者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目前职务犯罪成本仍然偏小，风险偏低，打击不够及时，许多犯罪分子在大肆贪污贿赂之后仍然逍遥于法律之外。正如伟大的刑事法学家、犯罪学家贝卡利亚所指出的那样，刑法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有效性的关键不在于刑法的严厉性，而在于刑法打击犯罪的及时性和必然性。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我们显然十分有必要想方设法提高贪污贿赂分子被查处的机率，增加其犯罪风险，及时有效地打击职务犯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鉴于此，笔者以为我们应合理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引人辩侦交易因素（以下直接简称为“辩侦交易”），以有效改进反贪机制，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办案效率，加大反贪惩治力度，达到更好地遏制和预防腐败的目的。 一、“辩诉交易”、“辩侦交易”与职务犯罪侦查概论。 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亦称诉讼协商(Plea Negotiation)、诉讼协议( Plea Agreement)等。它始创于美国。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诉合众国”一案的判决中正式承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并且在后来的一系列判决中对辩诉交易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使辩诉交易在联邦宪法的框架内全面法制化。该制度后来被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或多或少地采用。“辩诉交易”是指”的方式主要有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种。对检察官来说，选择“”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为了在对其他更严重罪犯的起诉中获得该交易对象的证言或其他合作；其二是为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的基本界定，笔者认为“辩侦交易”(Investigation Bargaining)的概念和本质其实就已经很简明了即“侦查协商”(Investigation Negotiation)或者“侦查协议”(Investigation Agreement)，笔者在此基于自身的力所能及也就不再草率展开了。　　在我国当前的职务犯罪侦查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取证难。由于现阶段的职务犯罪越来越呈现出隐蔽化、高科技化的趋势，且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侦查人员获取犯罪证据困难重重。这使得侦查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英美法系一种很有实用价值的诉讼制度：”。但是，如果采用“拿来主义”，将闪现着功利主义色彩的”照搬到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中来，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导致移植失败。如何将”本土化，削弱其负面影响，使之为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服务，就成了移植的关键所在。在本文中，笔者就辩侦交易”的必要性、，以期能够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而在上述种种压力下，国家的司法资源缺远远无法满足职务犯罪侦查办案情势的需要, 许多犯罪分子在大肆贪污贿赂之后仍然逍遥于法律之外的同时案件大量积压，办案效率低下，成为困扰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重要问题。同时，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设置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使之司法资源的配置极不恰当。如何在国家所投入的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情况下,通过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功能,“辩侦交易”无疑给了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无论是我们曾经倡导并且内心默认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是我们一直在争论并在实践中大量不规则运用的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发现，这里面都无不晃动着“辩侦交易”的影子。可以说，“辩侦交易”的灵魂早已潜入到了中国检察机关以更好地打击犯罪、更大程度地实现公正和进一步提高效率为主题的各项司法改革举措之中。 与此同时，将“辩侦交易”引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可以缓解大量的案件积压带给检察机关的沉重压力，有效的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2）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刑事诉讼中的人性化成份，软化了刑事判决“非合意性”的缺陷。 （3）有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