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侯登科第四届摄影奖浅析当代中国纪实摄影的现实困境.doc

从第四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作品 ——浅析当代中国纪实摄影的现实困境 摘要：随着互联网和数码相机及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普及，摄影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在逐步瓦解，摄影作为一门艺术呈现出一种大众化、平民化趋势。这意味着人人都能手持照相机纪录身边的生活，进行纪实性拍摄，然而人人都是“纪录者”的“读图时代”的到来，也使中国的纪实摄影家们时刻面临着“怎么更好地纪录”的问题。本文作者旨在通过对第四届侯登科纪实摄影作品《新国人》、《红线区》、《大学城》等的探讨，来分析当代中国纪实摄影的现实困境。 关键词：纪实摄影 艺术鉴赏力 戏剧性 主题 第四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获奖作品分别是李政德(作品《新国人》)、董立新(作品《红线区》)、徐慧芳(作品《大学城》)。我个人认为，三组获奖作品从关注社会、反映现实的角度来讲各有所长，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新国人》在努力说明改革开放后，随着新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财富的累计所呈现的人们精神上的扭曲、缺失与空虚。《红线区》在试图反映，后工业时代的中国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对国人居住家园的所带来的侵蚀与伤害。《大学城》则试图以“大学校园的扩张和新校区的建设”这一角度来分析中国教育的发展以及中国教育制度的嬗变。三组作品的优点在于它们都不是于对现实生活的随意“摆拍”，而是怀着明确的目的性和主题性，即对现实的纪录和生活的一定反思。这样的作品当然可以称作是纪实类摄影作品。然而就像苏珊·桑塔格所说：“照片是我们通过照相机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世界的理解，但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这意味着纪实摄影不仅仅是对世界的现实性和真实性简单的肤浅的勾画，更多的是对复杂的的生活真谛的一种深层次的解构和剖析。当下的中国，由于摄影师个人素质、暧昧的政治权利结构以及选题层次深度等方面原因使中国的纪实摄影始终在发展的道路上匍匐挣扎前进着。鉴于此，作者结合本次三组获奖作品简单谈谈当代中国纪实摄影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主题性明显，但缺乏艺术鉴赏力，审美性 我们常说，内容大于形式。那么，主题就是一部作品的灵魂，没有主题的的作品充其量也只能是空有外表的躯壳，中看不中用。真正的艺术是不在乎事物本身的丑与美，就像中世纪日耳曼民族的作品一样，虽然没有雕塑般美妙的身段，情调粗俗些，性情迟钝些，但精神的平稳，脾气的冷静仍然使其在绘画雕塑艺术绽放光彩。雨果作品《巴黎圣母院》里的敲钟者有着世间最丑陋的面孔，但心灵的纯净反倒与丑陋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成就了他人格上的美，同时也升华了其作品的艺术鉴赏价值，我们说这样的作品是艺术，也是具有审美性的。当然，我们强调内容，但并不意味着要摒弃形式于不顾。 一件作品仅有内容上的充实感而缺少形式上的鉴赏力，这样的作品是不完整的，它不是艺术，只能说是一次“作业”。在人一生的工作学习中，会完成许多“作业”，甚至这样的“作业”有着固定的框架和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作业”就像是一种机械式的复制品，虽然每一次填充的内容不一样，但形式都是千篇一律的，没有变化。而真正的艺术品是唯一的。就像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写道的：“弗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正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一样。其余的画家无论如何伟大，总缺少他的某一部分天才”。因此，才形成了尼德兰的优秀绘画艺术。艺术是不能被复试的，被复制的东西也是没有价值的。就像意大利人及拉丁民族一样，他们注重外观多，注重内在的内容少；喜好外部装饰过于内在精髓；崇偶像崇拜甚于宗教热情；重画面，轻哲理；广度不够，却更美丽，这是则构成了意大利艺术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真正好的纪实摄影作品应该是真实的再现，也应该是美的阐释。否则，没有审美性和艺术鉴赏价值的作品怎么能感动读者。当代中国的纪实摄影家们，或许应该屏气凝神沉下心来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了。 平淡的纪录，缺少震撼心灵的冲击力 好的作品要有震撼力，对读者的心灵要有冲击性。看过之后，它应该就像被打印机印 刻在脑子里一样。这个冲击性，震撼性体现在哪里，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它体现在作品的戏剧性上。当然，我们知道，摄影本身就体现着作者的目的性，纪实摄影也不例外，因为，作品是人拍出来的，要想更好的展现被摄者的生存世界，摄影师无疑会夹杂着个人的拍摄理念，以及人生价值观。主观性与纪实性并不冲突，好的纪实作摄影作品是主观性与纪实性的完美组合。但是，两者之间往往有一个度，拍摄者如果过多的将个人的主观性掺在作品里，主观地去创造戏剧性和冲击力，而不是让作品的戏剧性平实的自然留露出来。那么，这样的作品就过于做作了。 我个人认为，在这三组作品中，戏剧性冲突最强的就是《新国人》了，每一张我们都能感受到夸张的表情，怪异的着装，鲜明的动作对比以及被闪光灯掩盖后的黑暗背景。强烈的矛盾冲突有点过犹不及了，让我们觉得就像是多张丑恶的面孔简单地叠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