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擞氘与源地蓝藻暴发的现象.doc

中国水源地蓝藻暴发的现象己经打破了地域限制，在国内各地区均有蓝藻暴发的文献记载，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全面富营养化，己成为蓝藻暴发频率最高的地区(秦伯强，2002)。与蓝藻暴发相关的富营养化研究、氮磷控制对策及藻毒素的测定等等，均比较成熟且与国际研究处于同一水平(Chen, F. et al., 2009; Qin, B. et al., 2010; Wilhelm, S.W. et al.. 2011;傅晓钦等，2008:桂佳等，2010;吴和岩等，2005;辛艳萍等，2010;俞家禄等，1987)。 在已经暴发的蓝藻控制对策研究中，陆开宏等(1992)采用污染较小的钱塘江稀释杭州西湖内部营养盐浓度及蓝藻生物量，在浙江省桥墩水库中喷洒改性明矾浆的方法(陆开宏等，2002)，以及张哲海(2006)采用改性粘土喷洒等方法，都可以达到应急性除藻的目的，但并不能起到抑制藻类生长的效果，次年亦会重现蓝藻暴发的情形。生物调控被视为是长时间控制藻类暴发的有效措施，这种方法利用浮游动物、鱼类及高等水生植物恢复自然水体生态系统，进而达到控制营养盐负荷及浮游植物生物量的目的，目前在武汉东湖 (况琪军等，2000;刘建康，2003;刘建康等，1999;邱东茹等，1997)、太湖(戴秀丽等，2008:杨坚波等，2004 )、南京玄武湖(李静会等，2007)、江苏省塔山水库(董淑阁，2004)等能够改善水环境质量、恢复原有的生态系统并实现蓝藻消失，但一般这些方法需要较长的周期，对于水源地蓝藻暴发而言缺乏时效性。 蓝藻暴发的预测预警方面，则多采用数学模型模拟湖泊或水库的富营养化状态进而预警蓝藻暴发，如太湖地区在水动力学、水质和生态系统动力学模型方面开展了多项研究，得到了多项研究成果(许秋瑾等，2001)，但大部分模型未对湖泊的生态动力学变化作深入研究，无法真正做到预警。陈宇炜(2001)及杨松芹(2008)等在基于蓝藻暴发数据分析及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相应的预警模型，在对历史追溯中能够较好拟合，但对未来暴发事件预测的偏差仍比较大。 总体上国内外对于蓝藻暴发的研究均较为深入，能够形成从机理研究到控制对策的一整套研究体系，但由于蓝藻暴发过程复杂、机制不明确、影响因素多样等限制条件的存在，至今国内外均没有完全成功的案例，部分曾被认为蓝藻己经绝迹的地区重新出现蓝藻暴发(武汉东湖)，更多的区域则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治理之后仍无法根治这个问题(日本霞浦湖、中国太湖等)。蓝藻暴发可以随时间、地域、纬度而变化，暴发机理存在共同点，但影响因素、控制措施则存在较大的差异。针对不同地区出现的蓝藻暴发现象，尽管可以参考相同类型的治理经验，仍需要重新建立本区域的研究体系，包括污染源的输入输出量(外源、内源)、营养盐浓度水平、生态系统的破坏情况、特征环境因素等，在这种状况下得到结论、采用的治理措施等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 1.2.3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 国内外对于水源地蓝藻暴发的关注集中在暴发机制、风险评估、控制对策、预警预测等几个方面，但由于蓝藻暴发发生历史成因复杂，在机理机制方面尚未形成统一认知，对于暴发之后的风险评估手段、控制对策的研究也存在地域差异，而预警预测的研究理论仍在探索中，尚不成熟，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出现蓝藻的地方越来越多，不少已经得到控制的水体又重新出现蓝藻暴发，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问题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复杂化。 未来蓝藻暴发的研究主题仍然比较集中，但对于各个主题的研究方向则会出现一些调整: 首先在暴发机制上，传统的氮、磷限制学说已经无法解释蓝藻暴发较为严重的区域的成因，需要探索氮磷比背后真正的含义，一部分研究将研究区域扩大或深入，主要研究氮、磷的不同形态之间的迁移、转化与生态群落演替之间的关系，一部分则将氮磷比细化为某种形态的含量之比。还有一些对氮磷限制学说持相反意见的人，从浮游植物生长受限的元素入手寻找新的关键因素。持中立态度的人接受氮磷限制学说，但扩大了研究角度，从地球物理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将全球气候、水文变化及地域差异都列入研究范围，探索氮、磷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特征，继而寻找蓝藻暴发的共同点，这种研究将暴发机制的层次提高到了全球尺度，将复杂的背景因素作为暴发机制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未来有可能是机制研究的主风向之一。 其次扩大了蓝藻暴发控制对策的研究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水源地本地的控制研究，而是从整个流域点源、非点源控制的角度来研究。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饮用水源地的湖泊而言，建立跨界、跨地域甚至跨流域共同管理、生态补偿的模式，能够有效解决多数水源地源自上游污染负荷增加的压力，同时能够缓解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这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