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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来自效率的提高 　　目前，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得越多，似乎就越对它感到失望，以至于现在怀疑在经济学科中是否需要宏观经济学。做企业的、做微观的可能会感到赞同。也许我的路子走得不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尝试的，宏观分析实在意义不太大。如果说它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时刻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对宏观政策的预期不要太高。要高度关注宏观政策，特别是长期的依赖宏观政策，来驱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时，它有可能造成的系统风险，特别是宏观政策所导致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系统性的财政风险、债务风险，以及现在正在积累的房地产的风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始终认为是由于美联储在2000年初采取了错误的货币政策，货币滥发造成的房地产资产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引起的金融海啸。美联储的政策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所以对于宏观政策，我的期望不是很高 经济学中研究的两大议题，一个是资源的静态配置的效率，另外一个是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的动态效率。在我看来，经济增长、经济静态的效率是远远比动态配置的效率更为重要的议题，经济增长是经济效率提高的结果，人为地去确定GDP增长目标，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宏观经济研究半天，我对自己，对这个学科越来越失望的原因所在 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是经济效率的提高 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制定什么经济增长目标，农业改革、城乡经济改革，国退民进，那个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宏观经济政策，改革开放前十几年，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宏观经济政策，我有幸在出国之前还参与了一些改革的工作，那个时候真的不懂，就是很质朴的从现实出发，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用邓小平的话说，如何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就怎么去干。那时候没有什么宏观政策一说，那时候天天研究，在发展中心工作的时候，天天跑基层、做调研，调研之后写方案，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写的那些方案，实在是笑掉大牙 但是就这样，中国经济居然实现了接近10%的增长。我印象中宏观调控、GDP增长目标是从1997年之后开始不断地得到支持，不断地强化。1999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执行主动的宏观调控的政策，当时我们讲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那是我们第一次有意识地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那一轮的政策大概执行了三四年，到2002年的时候就基本退出了，下一次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是2009年，以4万亿为代表的。从1999年之后，用宏观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的做法就越来越频繁，力度越来越大。2009年4万亿以后，有2012年的4万亿2.0版本。最近这一轮刺激不知道叫3.0还是叫什么，我没有听到过官方说法 事实是什么了？事实是我们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越用越吃力，越用这个政策，经济增长速度越低。我们要想一想到底是为什么，以至于到今天，中央提出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既不是V形也不是U形，而是L形，这个L到不到尾巴，有没有触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认为它是否到底，这L这一横要走多长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回到经济增长的本源上来，增长的源泉到底是什么？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到底靠什么，在我看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是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个经济效率的提高粗略来讲是两大部分，一部分来自市场的扩大，我们知道市场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资源的配置，随着市场的扩大，经济的效率一定是提高的。我特别赞同刚才刘世锦主任讲的要素市场的培育，我们搞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精力都集中在产品市场上，要素市场上长期被忽视。要素市场是指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虽然我们现在的要素市场还有，但是我们的要素市场是极度扭曲的，是政府在要素市场中强干预，扭曲了市场机制，在误导型的价格信号指导下，要素的流动不能够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配置，这是我们的问题 创新的定义 经济增长来自效率的提高，而除了市场的扩大以外，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企业效率的提高。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讨论的问题并不是L形尾巴要拖多长，并不是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大概它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而是要问我们如何去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请注意，不是辅助作用，不是主导作用，而是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继续扩大市场，而不是缩小市场。扩大市场就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增长的源泉，一个是市场的扩大，第二个是企业效率的提高。企业效率的提高靠什么？靠创新。我想在这里做出一个澄清，所谓创新不一定需要高技术。我最近跑了一些企业，我看到传统企业的创新做得很有特色，但是他们自己信心不足，他们说我做的这是创新吗？我怎么没用大数据、互联网呢？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怎么也没有用到人工智能？我说咱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