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背景下的北京治理.doc

京津冀协同背景下的北京治理 　　[摘要]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北京治理面临战略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协同发展与地方利益博弈、治理分权与协同分权、区域协同发展与治理主体多元化、多中心与政府治理能力匹配、城市功能转换与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六大关键性问题。在剖析关键性问题的基础上，本文预判北京治理趋势，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北京治理模式、调整部分政府机构职能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北京治理 治理体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 利益主体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6-0028-05 [基金项目]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家高端智库定向认领项目（项目审批号：16RL05） [作者简介] 韦文英（1966 ― ），壮族，广西贵港人，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区域经济与区域治理；孙莉（1979 ― ），女，山西太原人，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京津冀三地的人口格局、生产力布局、公共资源和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空间结构，进行重大而深刻的整合和再布局过程，也是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和城市治理体制进行深刻转型和全面再造的过程。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对京津冀区域协作治理和城市治理既是重大机遇，更是一系列难度不小的考验和挑战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点目标任务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优化首都核心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强化京津双城联动，对京津冀三地交通沿线节点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在此背景下，北京的城市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课题。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全面深入推进，北京的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结构、治理方式和治理体制等都将发生系统性的深刻变革 一、北京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 1. 战略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北京的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决定了北京未来的治理模式选择和治理体系建设，必须适应城市定位的新变化和新要求，才能实现北京的善治。北京治理的重心必须从过去强调经济建设和硬件发展，转移到强调社会、文化、环境等并重，构建一种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环境良性互动的新秩序。在这样情势下，创新北京治理体系、转变北京治理模式已势在必行。新的治理体系和模式更多的是强调适应首善之区建设和现代化大都市区发展要求的“政治社会稳定、开放包容、引领示范和创新驱动”理念和局面 2. 协同发展与地方利益博弈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可避免地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存在长期利益博弈关系。从宏观层面来说，是北京、河北、天津三地以及三省市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利益博弈，包括资源的合理分配、重大项目的生产力布局、区域性生态保护、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等等。中观层面的三地博弈是京津冀范围内各区县以及省市一级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微观层面上的博弈关系主要是经济经营、居民、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等。而区域协同发展中利益博弈的最大障碍，就是当前旧格局中的利益既得者的权益 北京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居民等。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必然会涉及政府、产权主体、经营主体、就业人口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因此必然毫无例外地引发有明有暗的利益博弈问题。如果无法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平衡机制，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就不能顺利推进 3. 治理分权与协同集权问题 北京治理在京津冀协同背景下是跨区域治理，此过程实际上是政府权力资源的再分配，关键在于有效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国内学者对跨界治理提出有中央政府主导模式、平衡区域协同模式和多元驱动网络三种模式 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根据每个阶段的特征，北京采取相应的治理方式。在初期或者合作不足的前期，采取协同集权的方式，也就是中央政府主导的模式；在中期逐步采用治理分权方式，包括平行区域协调或多元驱动网络模式。每一个阶段一般需要5～8年的时间。如果治理手段与区域协同、疏解进程的阶段性特征不匹配的话，就难以达到区域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预期目标 4. 区域协同发展与治理主体多元化问题 区域的利益相关者是区域治理的主体。区域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方面。在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不断解构或重组，形成非正式的松散的社会组织――网络族群。互联网的隐匿性、便捷性使得各利益主体的身份变得模糊，政府的意志、资本的力量、各种社会势力都在网络上博弈，原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更加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