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义声色”说-中国古代文学的纯形式美论.doc

“格义声色”说——中国古代文学的纯形式美论 祁志祥 所谓“纯形式美”，是指与内容无关的形式美；就是说，美只存在于事物的形式以内，与真、善内容不相关涉。应当说，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几年以前，它的答案依然是否定的。迄今为止，关于纯形式美是否存在，一部分人仍持异议。其道理很简单：形式总是包含着一定内容的形式，内容总是存在于一定形式中的内容，形式内容既不可分，故美不可能仅存在于形式以内，此其一；其二，按照“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美是实践”、“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的美学观，美是不能脱离真、善独立存在的，因此，纯形式美不能成立。其实，这种道理是似是而非的。首先，形式与内容或许不能分开，但形式美与内容美却是可以分开的，这已为大量的审美实践所证明。叔本华说：“我在幼小时，常常只因为某诗的音韵很美，实则对它所蕴含的意义和思想还不甚了了，就这样靠着音韵硬把它背下来。”［（1）］梁启超在谈到他读李商隐的《锦瑟》、《碧城》、《燕台》等诗的体验时说：“这些诗，他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2）］这两个富有代表性的例子典型地说明，形式美是可以离开它所表现的内容而得到人们审美判断的认可的。其次，“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实践”、“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固然是美，但美的本质并不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实践”、“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自然美中，我们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实践”或者叫“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留下的痕迹，在相当部分的形式美中，我们也很难看出有什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地方。这里，对象所以被认可为美，只在于它普遍有效地引起了人们的感觉愉快。这就启发我们，美的本质既然不是“实践”不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不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按：在我们看来，三者说法虽然不同，实质是一回事），而是“普遍快感的对象”［（3）］。真理的化身、善的形象可由于引起人们理性思考的满足而带来感觉愉快成为美，与之无关的纯形式也可因其能普遍引起人们的感觉愉快而成为美。从真、善、美各自的规定性上说，真表现为“合规律性”，善表现为“合目的性”，而美则表现为单凭形式引起快感。从这个意义上讲，“纯形式美”是美区别于真、善的根本所在，在它身上集中了美之为美的一系列特殊性，因而康德把它叫作“纯粹美”，而把道德的美叫作“附庸美”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此看来，“纯形式美”不仅在实际中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而且在理论上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也是成立的。那么，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这个纯形式美是什么呢？清代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总结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而遗其粗者。”姚鼐此论，一方面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纯形式美的表现形态－－“格”（结构）、“律”（诗律）、“声”（听觉）、“色”（视觉），一方面也反映了纯形式美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格律声色”首先要成为“神理气味”的合适表现，然后才能讲究自身的美，易言之，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理想的形式美是“合目的形式美”与“纯形式美”的统一（“格律声色”自身既美，又因合适地表现了“神理气味”而美）。汉字由形、音、义三要素构成。汉字的字形构成文学的视觉美；字音构成文学的听觉美；字义构成文学的想象美（语感美、直觉意象美）。文字是记录概念的符号，是文学作品用以状物达意的媒介。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文字形体的美丑对于读者本来无关紧要。但在中国古代，情况就不同了。首先，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同于表音文字，因而具有相当的图案性，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指出：“文，错画也，象交文。”其次，在古文字或者说繁体字中，文字作为“错画”之“象”，有的笔画繁多，有的笔画简少，加之古代文学作品多用毛笔书写，与书法结合得很紧，字体视觉的美丑问题就显得相当突出。有鉴于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辟《炼字》篇，对字体的视觉美作出了可以说空前绝后的论述。刘勰在该篇中提出“缀字属篇”的四项原则：“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避诡异”即避用“字体瑰怪”的字。因为“一字诡异”，“群句震惊”；“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如果用的诡异字更多，就更不可观了，所谓“况乃过此，其可观乎？”字体瑰怪的字因为多数人不认识，用在句子中会滞碍人们对全句意思的理解，因而人们一看到它就到头疼，所谓“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省联边”即省略同一偏旁的字。古代作品是竖写的，同一偏旁的字往往意义相近，连用过多，就会给人雷同感。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