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华人法语作家文化身份比较研究.doc

当代华人法语作家文化身份比较研究 　　摘 要：日益成熟的法语获得语作家为法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视域，对于此类作者文化身份的研究也成为了法语文学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程抱一、戴思杰、山飒三位华人法语作家，分析他们的法语创作动机，对比其文化身份定位，从而探寻混杂身份对于文学创作的深层次意义 关键词：华人法语作家 文化认同 跨文化身份 一、法语获得语作家 法国文学史上历来不乏来自异国的“探险者”，无论是中世纪的克里斯蒂娜Christine de Pizan）还是20世纪的尤内斯库（Ionesco）、贝克特（Beckett），都在法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法国文坛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景象：三百多名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移居作者选择用莫里哀的语言进行写作，他们不在法国出生，母语也非法语，却在法国开展文学创作。我们将这类作家称为法语获得语{1}作家，从而与母语为法语的移民作家相区别。考虑到这类作家的非主流族裔身份，我们也同样可以将他们的创作纳入少数族裔写作的范畴 当代法语获得语作家中不乏华人的身影。1988年以来，亚丁、魏微、戴思杰、山飒等移居法国的华人作家陆续进入读者视线，程抱一更是凭借其对法国文化及中法交流做出的贡献成为法兰西学院首位华裔院士。本文选取出生于19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的程抱一、戴思杰和山飒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他们的作品分析当代华人法语作家的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 二、移居他国与创作语言的选取 萨义德曾在《知识分子论》中指出，流亡是知识分子的命运。法国华人法语作家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流亡到法国的美国作家一样，把法国作为“精神流亡”地，他们选择离开故国在异国开启法语写作的道路。加拿大的法语获得语作家南希Nancy Huston）则认为：移居他国会催生写作。作为主流社会中失语的一方，写作成为少数族裔争夺话语权、表达价值主张和精神诉求的方式 不同作家用法语写作的原因也不尽相同。程抱一认为法国是西欧的“中央之国”，法文对文体和风格的严格要求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升华。程抱一在赴法二十年后才开始用法语创作，这一体验带给他“新生”的喜悦。自此之后，母语中文给予他想象的基础，而法文则为他提供一种“疏离”。正是这种“疏离”使程抱一得以对母国文化和移居国文化保持“美学上的距离”，进而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性。戴思杰则表示自己用法语写作的初衷是向法国文学致敬，在精神食粮匮乏的“文革”时期，是法国作品陪伴他认识另一个世界。女作家山飒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于她而言，用法语写作是连通法国和中国的最好桥梁，她希望读者能够通过她的法语书写，感受到中文的文笔 事实上，掌握语言是个体社会化的开始，尝试用移居国语言进行创作也不失为一种“融入”主流社会、结束流亡心态的手段。然而，用法语创作是否能帮助华人法语作家对自我文化身份拥有明确界定，从而在作品中为母国文化和移居国文化找准位置？ 三、程抱一、戴思杰和山飒的文化身份定位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想象的地理和历史”有助于“精神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帮助人们“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方式”。身居法国的华人法语作家在作品中叙写的都是“中国语境”，他们用这种方式维系与母国的联系，表明自己的身份。由于受到东西方双重文化的影响，他们成为混合文化文学的代言人，跨文化身份赋予他们独具的眼光，他们的作品也因而有别于当代中国文学及法国土著文学。然而，程抱一、戴思杰和山飒虽同为华人法语作家，却有不同的文化身份选择 生于1929年的程抱一十九岁赴法，经历了十二年自学苦读才拿到法国大学文凭，他曾提出：任何离开本土到异国他乡定居的人，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无论他是否意识到，都会有段时间感觉自己像被命运抛向大海的尤利西斯，“in the middle of no-where”{2}。我们可以通过程抱一的自传性小说《天一言》窥探作者的身份建构过程。对比荷马史诗中经历了十年战争、十年流浪后荣返故乡的尤利西斯，小说主人公天一的一生更为波澜壮阔，也更具悲剧色彩。天一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度过了二十三个年头，于二十四岁求学欧洲。他在体验移民底层生活的同时经历了语言迷失、话语断裂甚至身份危机，渴望回归祖国以结束身份焦虑。尤利西斯在漂泊中遇到神女卡吕普索（Calypso），与她生活了七年后，重返故土与家人重逢；天一则在法国遇到了薇荷妮克，随着与薇荷妮克交往的深入，天一的心灵得到了停歇。他们一同前往法国母亲河卢瓦尔河。水生万物，河的源头似乎让天一觉得自己寻得了身份与归宿，想“尝试切断过去的根”{3}，在异乡铸造新的根基。然而，得知好友病故的消息后，天一感觉脚下的土地崩塌了，时空中只剩下天边遥远的故乡。在命运的召唤下，天一回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