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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养魚的最早记载和范蠡《养魚经》的问题 [摘要]《 中国 古代动物学史》第13章“中国魚类学史”部分，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池塘养鱼的国家，依据是卜辞有“在圃渔”，圃即池塘。又说范蠡《养鱼经》有2400年的 历史 ，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 文献 ，这两条判断都不能成立。“圃”的甲骨原文作“甫”，指水草沼泽地，不是池塘养鱼。范蠡《养鱼经》不是范蠡所作，系后人伪托之书，可能是汉代作品。此外，古今度量衡不同，章中一些地方直接把古亩等同于今市亩 分析 ，属于疏忽。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郭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1999)是一部很重要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整理 研究 古代中国动物学史巨著，全书500余页，95万字。用 现代 的学科分类，将全书分为14章，综述了古代中国有关动物分类、动物生理生态、动物变态和发育、动物生殖、动物行为、动物遗传学、生物进化论、动物物候学和动物地 理学 、动物家化等，其中第十三章是专讲鱼类的《中国鱼类学史纲要》，最后第十四章介绍中国有关中国古代的动物学古籍文献。 笔者因需要先查阅了第十三章“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成庆泰执笔），在第三节“世界上最早的养魚文献《范蠡养魚经》”这节中，著者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得出两条重要论断，一是“我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魚最早的国家，远在殷商 时代 即开始了养鱼。”；二是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1] 笔者看了书中引用的文献依据，觉得这两点推断都有商榷的余地。 　 先说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 问题 。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所依据的是郭沫若《中国古代 社会 研究》中引用罗振玉所辑的殷墟卜辞中两条含“圃”的卜辞为证：“贞其雨。在圃渔。”及：“在圃渔，十一月。”[2]作者说：“这两条卜辞特别注明“在圃渔”，即在园圃之內（捕）渔，而不是在一般的地方（捕）渔，也不是在野（捕）渔，证明殷商时代已开始了池塘养鱼。”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是把“圃”理解为园圃之圃，园圃中有池塘，所以“在圃渔”表明已有池塘养鱼了。 笔者按，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圃”，只有“甫”，其字形象一个生长水草的地方，甫的水草义在《诗经》中还有保存，如《诗·小雅·车攻》：《东有甫草》”笺：“甫田之草”。故“甫”本身是人们经常可以捕鱼的沼泽地，捕捉沼泽的鱼和池塘人工养鱼当然是两回事。 在甫的外面加一个大口成“圃”是后起的，初见于铜器铭文中。[3]圃虽然和甫一脉相承，但在引用甲骨文时，仍以用甫为是。郭沫若的书里把甲骨文转译为楷书时，将卜辞“在甫渔”译作“在圃渔”，《中国鱼类学史纲要》因之，故把“在圃渔”理解为在池塘中养鱼，也属顺理成章。但郭沫若没有释“在圃渔”为池塘养鱼，池塘养鱼是《中国鱼类学史纲要》对卜辞的读解。 后世“甫”和“圃”通用，“园圃”连称，指种植蔬菜果树的场所，但“圃”仍保留甫的古义，指繁茂的泽薮，即沼泽浅水之地。如《国语·周语中》：“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韦昭注：“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备材用也。”圃因有沼泽义，故又引申为泽薮的地名，称“圃田”。《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南一带的陂湖之地，是个极古老的地名，表明商殷时还是个沼泽丰草之地。沼泽地多积水，鱼虾类繁多，是捕鱼的好场所。 在天然沼泽（甫或圃）所捕的鱼是野生的鱼，在池塘所捕的鱼是人工养殖的鱼，这是两回事，所以仅仅根据这两条卜辞说“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不过，否定“在甫渔”是池塘养鱼，不等于说殷代还没有池塘养鱼。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很难证明罢了。 　 其次，关于范蠡《养鱼经》的问题。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范蠡《养鱼经》看作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没有注意到学术界早已公认这是部后人托名范蠡的伪书，不好算作2400年前的作品，如果不算作范蠡的作品，它的养鱼技术 内容 ，还是很有 科学 价值的。但《纲要》把它当作2400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来介绍，反而显得站不住脚了，这是很遗憾的事。 《养鱼经》的全称是《陶朱公养鱼经》，全书已佚，现今只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摘录，得知它的内容。说它不是范蠡所著的理由很多，主要有：1，书的开头说：“威王聘朱公，问之曰：闻公在湖为渔父，在齐为鸱夷子皮，…在越为范蠡，有之乎？曰：有之。”这里的威王即齐威王，范蠡是在齐国的“陶”（今山东定陶）经商，改名朱公，出名以后，别人称他为陶朱公。按，越灭吴是在公元前473年，范蠡是在越灭吴以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史记·货殖列传》）而齐威王在位是公元前356～320年，相差百年以上，此时的范蠡早已逝世。作伪者这里露出了马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