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学信仰的发展历程.doc

中国古代儒学信仰的发展历程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儒学教义在各个层面上的日益普及,儒学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其后,儒学信仰却发生失效的情形。“道”的迷失，生存忧患以及形上困惑，导致儒学信仰危机的发生。 一、西汉儒学成为社会信仰的主流 汉代秦兴,建立起政治大一统的帝国。政治一体化要求与之适应的意识形态。由于儒学主张“大一统”、“尊君抑臣”，既建构了治国安民所必需的关于道德和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也提供了一套系统且行之有效的治国策略和运作方法,对统治者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而导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随着儒学政治指导思想地位不断强固,儒学教义在各个层面上日益普及,儒学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信仰。其主要表现如下: 统治集团尊崇。史载武帝好《公羊》,昭帝传《孝经》、《论语》、《尚书》,元帝12岁通《论语》、《孝经》,哀帝诵《诗》,明帝通《春秋》、《尚书》,皇后明习经学者也为数不少。东汉不少皇帝还亲自讲经,参与诸儒的学术论辩。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习,统治者对儒学的功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日益将其作为政治运作的指导思想，“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这成为武帝以后汉代政治中较有特色的制度。同时,朝廷表彰忠孝节义,荐举孝廉方正,奖励孝悌力田,诱人践行儒学价值观,使儒学成为一种具有浓郁政治气息的信仰。 知识阶层服膺。儒家思想有深刻的终极关怀,为特别注重精神生活的知识阶层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之道。又由于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其他学说的成份以充实和完善自己,因而具有广泛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易于包容和圆融各种学派。加之汉代的通经致仕政策的刺激,知识阶层的的学术兴趣遂由先秦时期的多元倾向逐步趋同于一。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契合,既满足了知识阶层的精神需求,亦使他们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遂使知识阶层成为两汉时期儒学的主要信仰群体。 民间影响扩大。由于儒学在两汉不仅是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条件,也是各种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还是各级官吏治理百姓、社会舆论衡量和评价社会风气、个人行为及品德好坏的基本依据。加上儒学特别注重德化,讲求维系人心、调适人伦、纯化风俗、维护社会秩序,其义理易为“匹夫匹妇”所认知和认同,故而期门羽林、狱吏走卒、农夫牧人、幼童百首纷纷诵读儒经,研习章句。百姓如朱买臣“担束薪,行且诵书”,兒宽“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这种氛围,造就了两汉无数的忠臣、勇士、烈女、贞妇、孝子、贤孙等儒家推崇的伦理道德典范,引领着两汉社会的价值取向,当时就流传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儒学日益成为民间信仰之一。 二、东汉后期以后儒学信仰出现危机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创立的以“天”为最高信仰对象的政治神学，成为当时政治信仰的主流，对维护皇权和政治稳定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作为“天”教重要内容的祥瑞灾异说有着致命的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强大的皇权面前，以灾异说教批评政治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就连首倡此说的董仲舒也险些因此送掉性命。西汉时期，因讲灾异被杀的儒士不少，《汉书》中专门有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天”教产生了新的变种——谶纬神学。在本质属性上，谶纬神学与董氏“天”教是完全兼容的，讲天命和祥瑞灾异；但在形式上，谶纬神学的特点是，编造纬书，将纬书神圣化和经典化，从而继续完成灾异说的使命。在两汉之际，谶纬学说有两面性，在维护皇权的同时也时刻威胁着皇权。所以，南北朝至隋代，政府明令禁止谶纬。这本身已经意味着，董仲舒创立的“天”教陷入了困境，地位衰落了。 实际上，东汉后期以后,儒学信仰日渐失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儒学与谶纬神学结合导致其思想深度减退,失去了作为信仰所应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时也孕育着对它的怀疑和批判思潮产生。 第二,汉代通经致仕制度的发展,使得注经方法愈加繁琐和支离,经师队伍愈加庞大,所谓“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儒学的日益封闭化和功利化,使其生机和活力被窒息,由此造成人们对它的崇拜和热情丧失。 第三,通经致仕制度也促使部分人将儒学作为求名逐利的工具,使儒学流于形式而失却本质,名声因之而败坏。从严彭祖“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的斥责,我们看到了汉代儒者精神追求的失落。 第四,汉末社会动乱无序,人的生命有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儒学信仰的物质基础丧失,使儒学的价值准则在民间已丧失了说服力和约束力。 从思想史看,信仰是一种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与它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宗教。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它将忠孝仁义等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而绝对化,且提出并回答了关于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这些都使儒学具有极其浓厚的宗教意蕴,因而能够成为一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