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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CEO_政治晋升_与_在职消费_关系研究_王曾
《管理世界》(月刊)
2014年第5期
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
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
□王 曾 符国群 黄丹阳 汪剑锋
摘要:本文运用A股2005~2011年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
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突破目前流行的“显性—隐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本文探讨在“政治晋升”
与“在职消费”双重隐性激励范式情境下,国企高管如何对两种激励做出权衡和抉择。本研究发
现,这两种激励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替代效应,即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CEO,其在职消费行为
存在收敛现象。进一步探究影响机制,我们发现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有两个:国企
高管的“政治晋升”一方面直接抑制在职消费,另一方面它激励更高的“公司绩效”,相应地会提
升在职消费。综合来看,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大于提升效应。
关键词:政治晋升 在职消费 隐性激励 国有企业 CEO
一、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和高管薪酬定价面临双重管制(Grove et al.,
1995;陈冬华等,2005),在国有企业高管激励问题上,相对较低的高管薪酬与企业高速业绩增
长之间的悖论(梁上坤等,2013)一直存在,那么高管的激励从何而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
学者认为隐性激励在国企高管激励体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陈冬华等,2009;陈冬华等,
2010),他们的研究视角逐渐从显性激励的研究转向对隐性激励的探讨(梁上坤等,2013)。关
于国企高管隐性激励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主流视角,一种是基于隐性激励的在职消费观
(陈冬华等,2005;姜付秀等,2009;罗宏、黄文华,2008;Chen et al,2010;Luo et al,2011 );另一
种是政治晋升激励观(Cao et al.,2011;杨瑞龙等,2013)。
在职消费在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作为正常经营需要以及契约不完备性的产物,在职消费行
为本身具有一定合理性。Chien和Song(2012)认为,在委托—代理框架下,代理人存在双重偏
差问题(The doubledeviationproblem),委托人可以通过更多的提供在职消费来缓解此问题。对
于国有企业在职消费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3种解释。第一种是薪酬管制观。国有企业存在“所
有者虚位”和薪酬管制现象,政府部门下放国企经营管理权后又难以有效对其控制和监督,导
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在职消费内生于国有企业面临的薪酬管制约束,成为国企管理人员
的替代性选择(陈冬华等,2005;罗宏、黄文华,2008)。第二种是弹性契约观。在政府渐进式改
革思路下,国企面临多重任务和目标,这些目标和任务具有多变和不可预测的特性。假如就高
管薪酬签订完全显性契约,该契约面临经常性违反和再调整的困境,导致高额契约成本。对于
监管者来说,当显性契约很难确定时,较好的选择是在显性契约中限定货币薪酬,同时隐性的
允许在职消费等其他非货币薪酬存在,如此,可更有效地激励高管服务于政府目标(Chenet al.,
2010)。第三种观点是商务关系观。转轨经济背景下,管制市场与竞争市场并存,与政府官员
以及商业伙伴形成良好“关系”对商业成功至关重要,高管通过高端奢华宴请,旅行买单和礼物
赠予(Ai,2006;Luo and Chen,1997;Yeung andTung,1996)等形式建立和维持与相关利益方关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02161)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科研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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