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和中国现代哲学.docVIP

西学东渐和中国现代哲学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即西学东渐，主要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之碰撞，清末民初的中西对话和“五四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西哲学之融合。 明末清初之际，西方的传教士们心怀对基督的崇敬，不畏艰难险阻越过千山万水，来到中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利玛窦、马礼逊等。为了获得中国人的承认，他们试图发现中西文化的差异，用西方之长来补中国之短。利玛窦等传教士颇具洞察力，发现了西方科学思维理性之长正是中国文化偏重心性之说之短。传教士们在向中国传授一些实用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全方位地翻译、介绍了西方文化，如历法、数学、艺术、哲学等，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等。充分显示了西方文化传统的理性、逻辑和科学的思维特征，而这些特征恰恰与中国宋明以来的心学和禅学的空疏玄虚形成强烈对比，因此受到当时比较开明的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并且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开启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和思维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传教士到中国来的根本目的是要传播和发展基督教，当他们不再坚持刚刚进入中国时所采取的“附儒”、“合儒”策略，而是着重宣扬建立在“外在超越论”基础之上的“彼岸世界”，并试图使基督教神学能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时，这就与中国重视“此岸世界”、重视人伦关系的传统文化发生了直接冲突。尤其是在罗马教皇颁布训令，不准中国的基督徒祭孔和祭祖时，基督教的排他性和挑战性就必然招致中国本土的儒家和当权者的反对。当时发生的“夏夷之辨”和“礼仪之争”不可避免，以致从乾隆到晚清大部分传教士被逐出中国。 在明末清初发生的第一次西学东渐时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还属于初始阶段，西方哲学只是其中的很小部分。但是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了西方以逻辑为核心的理性思维。 在清末民初，当时的有识之士面对中国落后挨打的孱弱之势，把向先进的西方学习看作是中国救亡图存之路：从洋务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富国强兵，到维新派“变法维新”在制度上向西方学习，再到经过甲午海战和百日维新的失败，许多思想家已经意识到，要解决技术和制度落后问题，首先必须解决观念和思维方式问题，即哲学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浪潮。 这次浪潮的显著特点在于推动启蒙、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弥补中国文化的先天缺陷。推动这个浪潮的杰出代表是梁启超和严复。梁启超通过办报大量介绍和诠释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社会观点，如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此外他着力阐发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社会改良的思想，在当时受到千千万万学子的欢迎，使他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导师。严复的主要贡献在于“严译八种”（《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等），在当时和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哲学上笃信经验论，在社会理论上推崇社会进化论和经济自由竞争原则，其目的就是利用和借鉴西方理论去批判封建主义，唤起国人奋发自强的意识。 另外，当时的王国维和章太炎则更重视学理的借鉴和研究，尤其是看重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先验哲学，看重当时很有号召力的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论。他们既不盲从古人，也不盲从洋人，在借鉴西学以求中西哲学、文化的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这个时期的一个明显缺点是，限于当时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我们的思想家们在强调向西方学习以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在思想认识上过于偏激，只看到西学之长，看不到西学之短，只看到中学之短，看不到中学之长，表现为本土文化的虚无主义，因此也不可能真正把中西文化融通起来，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文化。 西学东渐的第三次高潮，是“五四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西哲学之融合。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国难当头的年代，新一代知识分子从救亡图存中激发的热情和才智，使得这个时期的中西哲学、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会通融合。其主要标志有：一是1919至1923年间，三位西方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杜里舒来华讲学。二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深度和广度大大加强，不仅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而且还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三是中国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现代大学体系，北京大学率先建立“哲学门”，从此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专业置入大学体系之中，并且由此产生了职业哲学家，一批既有国学功底、又在西方留学的名家开始担任大学的哲学教授，如胡适、张君励、冯友兰、熊十力等。 这个时期取得的成果不仅比以前深刻，而且富有创造性。如果说胡适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是照搬西方理路，那么，冯友兰、熊十力等人则尝试用所把握的西方理性思维去探索研究中国哲学问题，力图开创一条新哲学、新文化的理路，使得中国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希望。冯友兰的主要贡献，除去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外，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以《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他把程朱理学与西方新实在论相结合，构成富于思辨的哲学体系。熊十力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新唯识论》和《体用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