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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口迁移基本理论的中国投资移民成因分析 　　中国投资移民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艾弗雷特·李（EverettLee）提出的中间障碍理论补充了“推拉理论”这一人口迁移经典理论，并提出一套分析移民成因的新范式。本文基于补充后的“推拉理论”和“迁移者整合理论”，将三大人口迁移基本理论整合，交叉分析。对当代中国投资移民（对外）的成因进行理论解释，得出缓解迁入地人口紧张、银行金融压力，迁出地子女受教育、自身资产安全考虑推力、中间障碍阻力不足等多种成因归纳解释。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投资移民问题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的投资移民人数和规模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2008-2011年，三大投资移民国的年均中国投资移民数为6000人以上。投资移民的最大目标国美国目前每年更是会提供2万个投资移民机会。投资移民的地区分布与种类也越来越多。以专职移民为导向的移民中介机构兴起。本文旨在以美国和欧洲个别国家为例，对整个中国对外投资移民的成因窥见一斑。 　　二、成因分析 　　根据本文重新建构的理论模型分析，促使投资移民者形成移民倾向的动因不仅包括传统意义强调下的“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小觑。这些非经济因素包括华金·阿朗戈（2001）指出的文化因素、社会网络、累积效应、移民系统、家庭亲属纽带等。 　　（一）迁入地拉力方面 　　1.缓解迁入国自身出现的金融危机：为缓解国家银行危机，2009年2月，身为欧盟成员国的塞浦路斯通过了有关买房移民的相关移民法案，最少花30万欧元购房，就可获全家绿卡，即可取得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中国投资移民带来的基本和金融收益对于缓解迁入国金融危机而言甚有裨益。2.拉动迁入国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在2011年，美国28%的新公司是由移民创建，尽管他们只占到美国人口的12.9%。天然具备冒险精神的新移民者具有不竭的创业和成功动力，对于迁入国而言，接收投资移民的效益不仅在于带来的直接资本与就业岗位，也在于其背后潜在的经济带动作用与未来岗位提供预期。3.缓解迁入国低自然增长率人口压力：投资移民者虽不多见与青壮年劳动力，直接为迁入国带来“人口红利”，但投资移民者往往以家庭迁移为主要形式，由此方式带来的人口增值也一定程度上缓解着迁入国人口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局面。4.同等市民待遇吸引：通过投资移民方式取得绿卡能享受和当地居民同等福利待遇是令投资移民者心动的又一主要原因。以美国教育收费为例，如果拿了绿卡，美国的学校收取的费用就会相应低32.1%。此外，从医疗、养老、公共服务等涉及生活的许多方面，取得迁入国“市民身份”有更高的福利待遇。 　　（二）迁出地推力方面 　　1.移民者资产安全存在担忧：据不完全统计，多数已完成投资移民的华人存在资产安全担忧，国内转型期经济波动与政策浮动使部分企业家选择将资产流放海外，以“求稳”。以美国为例，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达73%。某些移民目的国甚至迫于移民人数不断增长的压力提高了投资门槛，例如加拿大在2010年将净资产下限从80万加元增加到160万加元。但中国投资移民的热情并未见有所消减，反而呈现增长态势，资产安全因素不容忽视。2.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不公平感：相比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企业家们的社会保障方面（如养老、医疗等）标准与劳动付出不尽相符，职业间差距的存在所导致的社会缺失感和不公平感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投资移民行为的发生。3.基于“工具性策略”选择：目前国内对华人设有诸多优惠政策，如“两免三减半”等。这些政策制定初期是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经济，然后目前也成为了推动对外投资移民的因素。移民者通过投资移民这一“工具”，获得外国国籍，以华人的身份还乡，将享受更多的优惠条件，从这一意义上看，投资移民行为是一种“工具性策略”的选择。 　　（三）中间障碍方面 　　1.专职中介兴起，使投资移民产业化，系统化：公安部出入境管理网站数据显示，在中国受审批认定，通过资格认定的中介机构由2002年的219家增至2009年的589家，又增至2010年的1034家。不断增加的职业中介机构使投资移民的产业化不断升级，加之机构广告、推介会等宣传效应，投资移民的产业化、系统化削弱了投资移民障碍。2.各国投资移民相关政策系统完善，使移民行为更加便利化、程序化：根据美国移民局投资移民EB-5的规定，申请者年龄不限，申请书只需要提供拥有50万美元的证明并“直接或间接创造十个就业机会”便有资格申请移民。目前EB-5已成为美国所有移民类别中申请核准时间最短、资格条件限制最少的一条便捷通道。3.移民者网络的推动作用：迁移者与迁入地已有的移民的联系构成的网络成为一种社会资本，起着降低迁移成本、增加收益和减少风险的作用（佟新，2010）。一个已经迁移的企业家会辐射带动到他原有社会网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