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官商”：古代经济简史和经济学分析.docVIP

历史上的“官商”：古代经济简史与经济学分析§ 邓宏图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300071）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古代社会“官商合一”制度的普遍性或一般性，实源于赋税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古代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并追求行政效率最大化，因而在政策选择上，用“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取代“民间自由经商”的制度安排，其目在于巩固皇权的权力基础，解决财政危机。此外，古代中国社会“重农抑商”政策是“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制下的逻辑的自然延伸。因此，对传统中国社会而言，“官商合一”和“重农抑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并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 【关键词】官商 官商合一 重农抑商 经济效率 行政效率 比较交易效率 本文试图作一个尝试，即从经济史料中归纳出一个看似非常平常的“见解”（或“结论”）：在中古世纪，几乎在世界每一角落，只要有政府或者行政权的地方，“官”与“商”总是合一的。人们把它当成一个既定的事实来接受，“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这就是答案！但是，是“官”（或者说“行政权”）决定了“官商合一”的历史事实呢，还是“商”即商业活动本身决定了“官商合一”这样一个铁的历史呢？对这个问题，史学界早有讨论，经济学界则缄默不语。在史学界，有人认为民间产业（即商业）独立政府之外，动摇国家政权基础，因而，国家只有打击它（即“抑商”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笔者注）（李金玉，1999；范忠信、秦惠民、赵晓耕，1996）1。但是，为什么民间商业活动动摇了国家政权？仅仅因为它具有独立性的产业特点吗？这种分析并未给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当我们注意到汉文帝实施的恰恰是鼓励民间商业活动的政策时，这个见解就很令人怀疑了2。还有学者认为，农业地租是国家税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控制内乱，国家只有“重农抑商”，并由此推出“重农抑商”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胡鸣唤，1997）3。这一观点已经注意到国家税收和国家安全之间的本质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历史的“真相”。但问题在于，“重农抑商”和“官商合一”这两个表面矛盾的政策存在于同一个社会，成为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这又如何解释呢？此外，有学者证明，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原因在于古代中国地主经济结构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此要扼制大商人参与土地兼并，故只有打击民间商业活动（游进，1999；赖作卿、王曾金，1995）4。这个观点虽有道理，但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本质。因为，历史上，兼并的确导致了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但在汉武帝当政前，帝国政府只是通过限制土地的最高占有量来抑制兼并，对民间商业活动并未施行实质性打击，这又作何解释呢？况且，后来汉武帝为了积聚财源，启用桑弘羊等人介入商业活动，很难说这是一个纯粹的“抑商”政策（孙忠家，1996）5。 以上诸见解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为什么“官商合一”即“官”与“商”的结合是必然的，同时，为什么“官商合一”和“重农抑商”这两个表面看来矛盾的“东西”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常态”。这恰恰是需要准确解释的。 经济学界，学者们反复向人们宣扬亚当·斯密的“看不见手原理”，并将它运用于国家的政策思考和制订中，这无疑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然而，既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实用的理论，为什么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这个亚当·斯密原理并没有被历史上的行政当局或者知识精英所接受呢？实际上，自古及今，经济活动和商业贸易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人们对自由经营所产生的“好处”也并不总是视而不见，但是，结果却总是出现政府垄断贸易、官商合一的历史实践，这使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官商合一”的历史意蕴。此外，“官商合一”在表面看来，似乎和“重农抑商”政策是矛盾的。然而，如果考虑到古代中国政府对财政饥渴所造成的对商业的控制，对农业的推崇，就会理解这种矛盾是表面的。实际上，“官商合一”和“重农抑商”的政策基础是一致的。 有必要指出，本文所提供的案例多取自中国的西汉王朝的经济社会史，原因是，中国古代财政制度在西汉王朝已成基本格局，并为历代所沿用。“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也在汉朝得到确认和巩固6，此后就成了中国经济政策的“常态”。本文主要以西汉帝国作为分析对象。 一．西汉简史与“官商”的缘起：财政波动与帝国财政选择 （一）基本理论框架 公元前206年，刘邦灭秦，四年后战败项羽，即帝位于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国号汉。两年后，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公元8年为王莽所代。共历十二帝，武帝以前无年号。汉自高帝至平帝凡二百一十一年。王莽自摄政至建新朝迄亡，共十八年。西汉帝系大体可以表述如下： 高祖 惠帝 少帝恭、少帝弘 文帝 景帝（文景两帝开创“文景之治”） 武帝（伐匈奴、通西域，汉室全盛期） 昭帝 宣帝 元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