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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合对四川藏区的减贫效应分析 　　[摘要]四川藏区新农合减贫效应主要是针对该区域地方病和高原病等因病致贫较为严重进行分析。新农合实施提供了就医的可及性和减轻了农牧民的就医经济负担，改变了当地农牧民的就医行为和就医观念，从而改善了农牧民的健康状况，减少了因病致贫的贫困发生率。通过对四川藏区新农合减贫效应回归分析发现：人均筹资标准与住院实际补偿比和转移性人均收入之间具有高度相关，人均筹资与转移性人均纯收入呈负相关，偏回归系数为-1111；住院实际补偿比与转移性人均纯收入呈正相关，偏回归系数为2495。住院实际补偿比提高的减贫效果非常显著，随着人均筹资标准的增加，必须提高住院实际补偿比才能达到增加转移性人均纯收入，实现减贫的结果。且四川藏区新农合的减贫效应不仅有经济效应，还有社会效应和精神效应 [关键词]四川藏区；新农合；因病致贫；减贫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5-0076-07 四川藏区新农合始于2005年汶川县试点，2008年实现了全覆盖。该区域农村人口比重高，地方病和高原病较多，贫困面广、人多、程度深，四川藏区的32个县都是2010年的国定贫困县。由于该区域地广人稀，医疗服务成本高，农牧民看病路途遥远等，增加了农牧民就医的非医药支付费用。根据2011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调查数据，新农合全覆盖至今，民族扶贫县不能及时就医原因中，因经济困难的比重由2005年的643%下降为2010年的519%；因医院太远的比重由2005年的276%上升为2010年的350%。新农合减少了因经济困难不能就医的比重，即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费用，而医院太远使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较差，增加就医成本。家庭收入低、医疗费用高等经济因素仍是造成民族地区农牧民有病不能及时就医的主要原因 新农合的政策目标是解决农民因患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减少农村居民的大病支付费用，提高农牧民的身体健康水平，从而增加收入，达到减贫的目的。由于全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各地区根据其财政收入决定新农合起付线、封顶线、报销范围内的报销比例，这些直接决定农民的医疗费用支付，以及农民的就医行为和经济负担。本文就四川藏区新农合的实施对改善农牧民的健康，减轻农牧民贫困方面进行研究，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研究四川藏区新农合的减贫效应 一、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2009年国家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确立新农合作为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地位。研究成果表明，新农合在农村医疗中确实为农民就医提供了经济支持，改变了农民的就医行为，有病能及时就医的比例高达近90%，因病致贫的比重大大下降。首先，新农合实施后改变了农民的就医行为，降低了因病致贫的返贫率，新农合有增收减负的效应（徐刚等，2010）。新农合确确实实给广大参合农民带来了实惠，减轻了医疗费用负担，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参合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1]（齐良书，2011）。关于新农合的减贫效果，我们发现新农合不仅能在农户层面上显著降低贫困发生概率，而且能在省区层面上显著降低贫困率[2]（李立清，危薇，2013）。新农合既能显著降低农户贫困发生率，又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3]其次，由于新农合筹资水平低，实际补偿比例低，自付部分比例高，农村中的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因病致贫状况改善有限（方黎明，2013）。尽管新农合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分担了农村贫困居民的部分医疗费用，减轻了他们的就医经济负担，但实际报销比例仍然偏低，农村贫困居民仍然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他们的就医经济负担仍然沉重。[4]由于新农合资金筹集有限，补偿比例不高，2009年1-6月江西省全省平均住院补偿比例为43%，最高补偿封顶线为3万元，这使得一些贫困农民一旦得了大病，仍难摆脱困境[1]（白维军，2009）。我国医疗资源从省、市、县到乡镇、村基本上呈递减规律分配。如果中国的医改不缩小贫富差距、地区差距，使资源的分配趋于平衡，改善农牧民在享受医疗保健上所处的弱势群体的地位，那么，新农合的推广前景就值得进一步深思了。[5]再次，针对四川藏区优质医疗资源的缺乏，彭美华等认为在基层医疗机构不能满足农牧民的治疗需求，导致新农合资金更多地流向大医院，而大医院就医成本高、补偿率低，导致农牧民就医负担不能有效减轻，建议探索建立符合农牧民疾病特征的大病门诊统筹制度和地方病统筹制度，有效提高保障力度。[6] 而已有研究缺乏深入对四川藏区医疗可及性较差产生的高成本医疗；危害藏区农牧民的地方病、传染病较多，治愈难度大费用高；以及该区域农牧民贫困面广、人多、程度深等特殊性问题的分析，实际上四川藏区新农合对农牧民健康和减少医疗费用支出以及因降低病致贫率等有积极意义 二、四川藏区农牧民因病致贫现象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