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民间信仰仪式音乐中的多重宗教文化表现.doc

湖南民间信仰仪式音乐中的多重宗教文化表现 湖南民间信仰仪式音乐中的多重宗教文化表现 　　一 　　作为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系列中的华中卷，华中是该卷于地理范围上而言的论域。然而，在地理范围上给华中一个确切的概念并不容易。 　　我们通常提到的华中地区，位于中国中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地处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与华南之间。民国时代，华中地区指长江流域的七省四市。七省是：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四川省；四市包括：上海市，南京市，汉口市(今武汉市)和重庆市。今天我们所说的华中地区，是指传统地理大区的中部地区，简称华中，或称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等省。 　　受限于各种因素，《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中卷》（后文简称华中卷）【刘红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地理范围所涉，基本集中于湖南一省（其中一篇论文涉及湘鄂西交接界），因此，华中卷虽具有华中的代表性，却并不代表整个华中地区。 　　华中卷一共收集了由五位学者所完成的五篇论文，这些论文是作者们承担、完成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之专项课题的科研成果。所辑内容可以发现，华中卷不仅于地理范围上集中于湖南一省，研究论域也集中于一个主题兼容儒释道三教之功能与特色并与本土道教文化有着深度渊源关系的民间宗教信仰层面。 　　近现代，学界对湖南民间宗教仪式音乐的收集整理、学术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956年，杨荫浏先生率领由民族音乐研究所和湖南省文化局联合组成的采访队，对湖南民间音乐进行了一次普访调查，之后，编辑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一书，正式出版。［1］那次普查，学者们除了对湖南全省范围内的风俗音乐、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剧音乐、器乐等作采集、整理之外，还对民间宗教仪式音乐进行了考察、记录，其中，对道教音乐、师教（巫教）音乐、佛教音乐（包括禅门音乐、应门音乐和民间佛曲）及少量儒教音乐，都在普查报告中有较详细的记录，并将这些内容作为《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之附录《宗教音乐》一并出版。 　　二 　　从事民间信仰（宗教）文化研究，无疑是需要智慧的，这不仅仅因为涉及到宗教层面的相关现象不易被理解、描述，需要相当程度的观察、体认而考验着研究者，还因为，于学术层面，如何定义或如何解释中国民间信仰就已经是一个相当艰深的问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一些民俗学家的民俗调查与研究，已经关注到了本土宗教与民俗、民间信仰的关系。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孙伏园、庄尚严等五人组成调查组，对北京门头沟妙峰山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庙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调查。妙峰山是北京一带的香主，是京津冀地区民间宗教之胜地。学者们入乡随俗，融入民众进香拜神的风俗环境中作观察、采访、抄录。实地考察之后，学者们撰写出《妙峰山香会》等调查报告和观感，发表于当时的《京报》副刊妙峰山进香专号上，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引发不少学者对此发表评论。此后，顾颉刚先生将学者们的调查报告及读者的评论结集编辑成《妙峰山》一书出版，［2］成为近现代国内研究本土宗教与民俗、民间信仰之关系具开创性、划时代意义的代表性文献。 　　有学者对中西学人关于中国民间信仰（宗教）之研究进行过总结概括。［3］早在19世纪末期，汉学家德格如特(De Groot)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作田野调查时，就已指出民间的信仰与仪式其实也是一个系统化的宗教，并以《中国宗教体系》为题，出版了相关研究成果。［4］台湾的陈荣捷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也将民间信仰划入宗教的范畴。陈荣捷认为，与其将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分为儒释道三部分，还不如将它分为两个层次来得正确。这两个层次一个是寻常百姓的层次，一个是知识已开者的层次。陈荣捷把寻常百姓层次的宗教，即民间信仰，称为民间宗教。［5］1967年，杨庆堃(C．K．Yang)的看法又深入一步，将中国宗教分为两种，一种是制度性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即有自己的神学体系、仪式、组织且独立于其它世俗社会组织之外的宗教；一种是扩散型的宗教(diffused religion)，也就是民间信仰，主要特征为缺乏独立性，其神学、仪式与组织渗透在世俗制度以及社会秩序其它方面的观念和结构中。［6］1974年，英国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存在着一个民间宗教的观点：中国人的宗教观点和实践不是一些偶然因素的巧合在表面的多样性背后，中国(民间)宗教有其秩序。在观念的层面，中国人的信仰、表象、分类原则等等表现一定的系统化特征；在实践和组织的层面，他们的仪式、聚会、等级等等也具有系统性。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一个中国宗教体系存在。［7］弗里德曼认为中国民间信仰与仪式的背后隐藏有稳定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