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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改革的重点在提高效率 　　2016年将是中国经济继续洗去地产铅华、实行供给改革的一年。政府和市场可能要准备面对GDP增速下滑到6%以下的现实 2015年相对2014年的股市暴涨带来了额外的0.7个百分点GDP增速。2016年的股市很难在今年的交易量和市值基础上继续暴涨，因此这0.7个百分点的额外增长将消失。同时，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22%左右的房地产投资，可能出现1997年以后的第一次年度负增长，并迫使相关产业进一步去库存、压产能、降杠杆，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下滑。而投资在我国GDP中占比高达46%。因此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 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是经济结构的改善。从宏观角度看，经济中最重要的结构问题就是消费和投资（或储蓄）的比例。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带来一个自然结果就是消费在GDP中占比（消费率）上升。消费率上升，意味着家庭部门在经济中的话语权上升，中国经济将表现出国退民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局面 国退民进，因为消费大多是竞争性领域，不适合国有企业发展；技术创新，因为消费领域对产品质量、品种和服务要求更高，推动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传统的靠关系赢得市场的商业将日渐式微。而基于市场竞争的技术创新将自然促进产业升级。在结构转型过程中，高端制造业、教育、医疗、旅游、文体娱乐、环保、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产业将继续受益。 供给改革重效率 供给改革，关键在提高效率而非供给能力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主要矛盾是供过于求，并非供给不足。因此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底我国就业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的高达30%，在农村就业的则高达49%，说明我国非农产业尚未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程度。统计数据可能高估了我国农业和农村中的就业人数，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用以衡量宏观经济整体效率的测算指标）的增速在过去几年中大幅下降却是事实。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说明资本和劳动的配置出了问题 简单地说，过去几年的投资热潮，集中于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形成三四线城市的地产库存、上下游产业的过剩产能，以及投资扩张导致的高杠杆。因此，供给改革需要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 提高效率，也意味着更经济地从事生产，也就是降低企业生产的单位成本。这也是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供给改善的最直观理解――供给曲线下移。政府在这方面能够采取的政策，除了通过减税、降息等宏观政策，更需要改善市场环境，鼓励市场竞争，推动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 未来，中国在供给方面的改革可能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幅下调甚至放弃短期增长目标 供给改革着眼于提高效率，对短期稳增长作用不大。市场经济主体（家庭和企业）会自发追求增长：企业追求利润增长，家庭追求收入增长。个体努力的汇总最终将体现为GDP的增长。政府设定增长目标，势必给各级政府部门及其控制的众多企事业单位带来完成目标的政治压力，导致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比如银行）对市场进行干预。这将是一个数量追求压倒效益追求的过程，与供给改革背道而驰，不利于效率提高。“改革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放弃短期增长目标体现更强大的政策自信 其次，推进财税、金融改革 财税体制规定了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基本关系，也规定了社会最基本的激励机制，因此也是供给改革的重要步骤之一。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居于核心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必须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强化金融监管是风险管控的问题，因噎废食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第三，破除阻碍劳动力合理配置的藩篱 劳动力的流动和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政策大有关系。其中，教育可能是最根本的“供给侧”因素，是人力资本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主要配置渠道。教育又是一种消费服务，直接决定个体的幸福感，以及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和公平性。政府可以更积极地利用和引导私人资本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同时放松对教育的管制 第四，一定程度上推动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古典经济学一直将土地作为和劳动、资本相提并论的生产要素，但传统的生产函数理论却对其讨论很少。可以将值得开发的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因此，土地要素的可流转和合理配置也可以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着力点。这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有很好结论。 需求管理不逾矩 2016年，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是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时候，如何确保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不逾矩”。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市场自发的调整主要是减少供给，也就是体现为经济衰退。供给改革虽然可以在教育、医疗、城市基础设施等短板领域增加产出，但恐怕不足以阻止房地产去库存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 刺激需求，则仍然需要考虑总需求三驾马车的作用。刺激家庭消费在我国目前的财政、货币和社会保障体制下难度很大，效果有限。刺激出口主要涉及汇率问题，政策空间不大。刺激投资，如果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