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翻译学论文.docVIP

建构主义翻译学中的交往观 我国的翻译研究已经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的变化，即，语言文学式的翻译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研究和解构主义的多元化的研究。虽然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有答题界限，但在每一次模式变化后以往的范式也是会同时参与其中的。从时间上看，20世纪80年代之前都可以算是语文学式的翻译研究阶段，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市一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为主的翻译研究阶段，儿自90年代中期后是以解构主义多元化为特征的翻译研究阶段，但这几个理论都有其缺陷与限制,要么是语言决定论的极端,要么有主体意志过分张扬的弊端。在对这些翻译研究范式的批判与反思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建构主义翻译学来解决原有这些理论所存在的问题。 下面是对各个范式进行的整理，从整理中可以发现建构主义范式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翻译的，本文着点于建构主义翻译学的交往观。 所谓建构主义翻译学,是一种以交往理论为基础,以建构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翻译研究,并把这一研究对象作为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来建构,是一种重建性质的研究。它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真理观是共识性真理,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所有这些理论基础都是和交际理论分不开的,都是在言语行为中来研究,可以说,建构主义翻译学虽然强调翻译研究应该回归到语言研究的问题上来,要以语言为研究主体,但是也是非常强调翻译活动中的交际交往问题的,并且交往观始终贯穿在建构主义的各个理论基础之中。 建构主义的翻译研究在哲学基础上是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这种实践诠释学是一种本体论的真正回归,是回到人的社会实践。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人类交往实践,而交往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实践活动,所以翻译研究的哲学基础只能是实践哲学。人的生存实践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生产实践,一是交往实践。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人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它主要是一种理解与解释的活动。哲学的实践转向帮我们走出了原文与译文文本的对立关系,走出了观念文本,从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观察翻译活动,把它看成是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形式,是一种信息的交流和知识的共享,是一种文化间的互动性活动。交往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只有这样来认识翻译,才能寻找不同文化间交往的普遍性规律和合理的交往模式。交往活动的核心是理解,而理解是借助语言来实现的,所以翻译也不能偏离对语言本体的研究,要把关注点放在实际中使用的语言,即言语问题上,要以对话式的日常语言为研究对象,探讨言语行为的内在规律,使语言成为沟通观念性文本和现实文本之间的桥梁。建构主义从原来其他翻译研究范式的语义—句法翻译模式变成语义—语用模式。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我们就不能不关注语境问题。它是这种转变的具体体现。另外，由于交往中的理解是双向的理解，即对话式的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包括了“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也同样包括“在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正确性上，两个主体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这种交往理论的理解观不仅联系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本，而且提出了交往伦理问题，即对交往规范性的追求。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实践中要遵循两种规则或者规范,一种是构成性规则,让人们说出语法正确的句子;另一种是协调性规则,这才能使人们说出得体的言语。前者是人的语言能力问题,后者是人的交往能力问题。这些协调性原则是根据语言规律和社会行为规范构建的。享有同一文化并操同一语言的交际双方为达到互相理解,顺利进行交际的目的,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这些原则。自觉得遵守原则者,指受过交际和语言的专门训练,懂得恰当进行交际并自如得使用语言的人;不自觉地遵守原则者,指未受过交际和语言的专门训练,但在统一社会及语言环境中生活的人。他们在同一环境中进行语言实践,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久而久之交际和使用语言的规则便自然成为其交际的原则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是一种理性的重建,完全不同于语文学的直觉主义的非理性基础,结构主义的目的—工具理性基础,解构主义的怀疑主义反理性基础。这三种理性基础都有着各自的局限性在翻译活动中显现了不同的矛盾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与交往活动是属于人类社会交往活动中的精神交往形式,应该遵循社会规则和规范,遵循理性原则。那么在交往活动中的理性原则自然就应该是交往理性了。建构主义的翻译学理性基础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他认为,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是道德理性,又称实践理性,核心内容是承认和尊重一定的规范标准。同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一样,同样要求在人际交往中的言语者使用最得体,恰当的语言,要遵循语言规则之外的协调性规则。我们在翻译中就要注意不但要译出正确的句子,还要译出得体的句子。 言语行为理论是从语言表达层面与人际关系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