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第二讲第五节.pptVIP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永新yongxin_lisun@163.com 第二讲 作家与文学创造第五节 文学创造的物化与艺术真实 【授课思路】 一、文学创造的物化 二、艺术真实 一、文学创造的物化 物化，即通过语言、文字、纸张等媒介，把精神性的艺术构思转化为物质性的文本。物化是文学创造过程的最后阶段。 物化出自于《庄子·达生》：“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 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三首》中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而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所谓的“身与竹化”，即是“物化”。苏轼把“物化”从哲学范畴发展到了艺术创作，并在理论阐释中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 （一）“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 1.创作意图有时不适应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 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创作意图也就逐步适应了人物的性格发展，使笔下人物按照其应有的性格发展逻辑逐步变化，最终也就失去了作者的控制，成为一个与作者最初的构思完全不同的人物。 2.作家创作动机的中途转换 开始构思时，作家大体上都有一种动机，可是在物化过程中，由于某种外在刺激的作用，或从材料中发现了新东西，作家会产生一种新动机。有时，后起的动机甚至还可能取代原先的动机而支配物化过程。由于动机暗换是内在的，有时还是无意识的，因而作家的理智并没有察觉到这种改变，反而误认为是作品的物化过程逸出了原来的设想。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是莫斯科舞会的女皇，“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高雅的迷人外貌昭示着她的内在美。但是，这一人物在托尔斯泰最初创作时却不是这样的。托尔斯泰是作为一个充满社会批判力量的天才作家是伟大的，但同时作为一个笃信基督的宗教徒却有些呆板。他最初构思安娜时，想写出一个由于不恪守宗教原则背离丈夫而受到惩罚的女人，以显示作者的宗教伦理观念。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五易其稿，使安娜这一人物不断得到美化，逐步变成了后来我们所看到这一人物形象。 司汤达的《红与黑》是断断续续地写出来的，1829年10月他在马赛动笔写这部长篇，两个月后他又搁笔跑到巴黎去找一位叫阿尔伯塔的女人，她喜怒无常，往往由热情一下变得冷若冰霜，转而又热烈起来。翌年1月，司汤达又邂逅意大利女人朱丽雅，她向他承认了爱情。此后司汤达又重新捡起久违的手稿。在马赛的时候还没有小说的第二号女主人公玛特儿。这时她却浮动在作家的脑海，他想起阿尔伯塔，看见了朱丽雅，也发现了自己。他的原稿增加了新篇章。他写《红与黑》只用了6个月，却将其46年生涯的许多感情、观察、思想放进了小说。 （二）语词提炼与技巧运用 语词提炼的任务，是寻找最准确的语言、文字把艺术构思中已初步成熟的形象、意念准确、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出来。 1.语词提炼的困难: （1）自然界的事物有丰富的变化； （2）人物事件在作家内心的呈现更不是恒常的； （3）作家在物化时更注重在自己内心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形象、意念。 2.技巧运用 其一，技巧运用要为物化主要形象（或意念）的内在物理服务。内在物理，即某种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或本质、规律)。人物也一样，也有其内在之理——即基本思想倾向、基本性格和基本的处世原则等。当作家需要将构思中初步成熟的事物、人物形象等，采用某种技巧，予以呈现时，必须顺其内在物理，才能形神兼备。 其二，技巧要为作家通过形象所要表达的中心意念服务。中心意念是作家企图通过作品告诉读者的他对生活的感受、体验、理解和评价，是他的思想和艺术认识的结晶。在物化中，作家调动各种技巧把形象物化在纸上时，必须注意传达自己的中心意念。有的作品虽提供了逼真的形象画面，却不能成为佳作，就因为他没有运用技巧把自己的中心意念表现出来。 卡夫卡在《变形记》的开头就写道，主人公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已变形成虫，却毫不震惊、焦灼或狂躁，只是稍稍有点不安：“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变形记》明明不是纪实性的，却偏偏要不动声色地把超现实的故事写的比现实还逼真。甲虫“所有的脚都嗖地向食物奔去”，“把可吃的东西叼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吃”。作品在雕琢虫的铁甲背、弧形硬片的棕色肚皮、笨拙舞动的无数细腿的同时，又让这头甲虫像人那样去翻身、瘙痒、下床、开锁，甚至还想穿衣服去赶早晨八点的班车到公司去挣钱。这种动机与效果的分离，行为与价值的分离，形与神的分离，落到谁的头上都吃不消，这是毁灭性的人生灾难，当然会迫使人们发出呼天抢地的怒吼或悲鸣。但卡夫卡之所以用最为平淡的去叙述最怪诞的苦痛，就是为了使幽闭在尘世琐事格局中的个体悲怆感赢得了某种表现主义所神往的世界规律，亦即每一个未能在现世体验到自由存在的读者，皆会不时感到自己也将异化或已蜕变成了大甲虫。 列夫·托尔斯泰的《家庭的幸福》就一个失败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