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的不平等与贫困问题提醒职业经理人.doc

本人无意评论国事。仅借此提醒处在领导位置的职业经理人再分配管理上要有一定的分寸不可顾此失彼。这几天，由于某种原因接触了一些老年客户。很多人提到社会福利不公这个情况。有感而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反贫困的计划旨在提高地区性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去直接地帮助单个的贫困家庭；旨在加强经济生产能力，而不只是提供社会救济。这种从重视削减贫困到重视预防贫困的转变是很值得称赞的，也是许多国家社会福利政策改革所具有的特点。从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到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般性转变就是这种变化的迹象之一。同样的迹象就是人们认识到社会地位，尤其是那些最贫困的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经济状况。与由不断增加的就业和工资所导致的额外收入相比，可用于社会救济的钱在数量上是很少的。 ? 中国目前10年）的反贫困行动具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最贫困的省和县；第二，主要帮助集体和家庭提高生产；第三，更加重视社会工程。 ? 这样一个计划比起更一般的贫困救济来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但是英国的经验也表明，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确定合适的“援助目标”方面可能会出现困难，而准确地确定援助目标所必需的材料收集与分析肯定需要付出成本。其次，援助目标的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刺激：如果省份、集体或者家庭为自己做得更多，它就会失去国家的支持。最后，在选择社会工程时，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要确定那些能够支持下去而又将有助于发展、而不只是满足当前需要的（尽管它们可能是紧迫的）工程。由于资源有限，那些疾病缠身或贫困的人的需要是急迫而诚恳的，但这些需要必须与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和促进发展的需要进行一下权衡，尽管后者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紧迫并且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利益。 ? 经济改革 ? 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现在也关注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经济效率获得了优先权。从经济改革的一开始，就像关信平所说的：“经济效率应该优先于公平现在成为了官方决策的原则。”最近50年来，大多数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著述一直在强调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冲突。它们论证说，效率与公平是相互冲突的，所以政府必须在综合考虑政治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基础上来决定要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达到什么样的平衡。但是，这种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现在受到了质疑。 ? 现在人们并不怀疑某种程度上的不平等对于在经济发展中保持某些恰当的激励作用是必需的，同样，人们也并不怀疑某些收入上的不平等是公正的，因为它们是对更困难的工作或者更长的工作时间的补偿。但是，从另外一些方面来看，不平等可能会危害到效率，而减少不平等则可能会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一个能保证为所有人提供基础教育的更加平等的教育体系将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相似的，一个公平的医疗卫生体系将能增加劳动力的效率。而且，就像提高公平能够增加效率一样，那些提高效率的政策也能促进公平。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将使穷人和富人同样地受益。通常的情况是，正是那些受较差的社会公共服务与受公共产品损害的穷人在事实上增加了不平等。 ? 在维持收入与预防贫困方面，可能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就业。这是英国政府提出的“为所有能工作的人提供工作”这一目标的基础。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对于消除贫困是关键性的条件。因此英国过去的充分就业政策曾经是一项有效的反贫困战略。如果社会保险救济金设置在较高的水平，那么失业并不必然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但是在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国家里，失业的增加导致了贫困的增加。在中国，充分就业政策的结束可能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它有造成更严重的贫困的危险。 ? 由于市场竞争，许多中国企业不得不让一些工人下岗。然而，这些下岗工人仍旧保有某些从原来的用人单位领取救济金的权利。与此不同，那些官方承认的失业者则得以进入到失业保险计划中。对于经济效率和贫困来说，下岗工人都是一个问题。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企业必须减少它们的用人。而为了预防贫困，这些下岗工人必须能够得到足够的收入直到他们能够找到新的工作为止。这就要求为所有的事实上的失业者提供收入保障，与此同时，也要为他们提供能有助于他们将来就业的再培训或工作计划。 ? 就未来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而言，似乎没有什么改变比减少由城市户籍制施加的控制更重要。关信平说：“毫无疑问，这一改变将有助于减少农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巨大差异。”然而，这样一种改变的影响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则受损。人口流动应该会有助于那些流动的人。在城市，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会导致城市工资的降低。在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会导致工资上涨。这样一来，不平等在原则上应该是减少了。但是，这一分析忽略了人口流动可能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造成的影响。大量经过较好教育和最富进取心的年轻人从农村流动到了城市（就像随着自由流动经常发生的那样），这可能会推进城市的发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