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性之我见.doc

社会流动性之我见 社会流动性是指个人或群体由社会的某一阶层到另一阶层的活动。具体来讲，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而进一步严格区分，社会流动性又分为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代间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前者是指个人在自己一生中的社会地位的变迁，例如，从一个蓝领阶层成为白领阶层。而后者是指下一代相对于父母社会地位的变迁，像奥巴马从一个普通的黑人移民的后代成为美国的总统。 为什么要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现在人们高度关注的政府规模过大、收入分配不均、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这些问题都是体现为静态的不平等，而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然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什么叫静态和动态的不平等？假设有两个社会，第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只有0.25，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父辈富则子辈富，父辈穷则子辈穷；第二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高达0.45，但社会流动性很强，无论父辈条件怎样，所有年轻人都有成功的机会。那么这两个社会更有活力的当然是后者。这就是静态和动态不平等之间的差别。 我家三代务农，上一代的生活只是在田间和家的二点一线，并没有流动性。我出生后国家欣欣向荣，随着政策的开放社会流动性增大，学校毕业后我先后从事了三份职业，工作经验，人生阅历，个人收入也逐渐提高，我感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就进入了效率驱动阶段，在此阶段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激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们是否愿意学习、得到教育和培训以及是否愿意寻找一切机会去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决定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要让所有人有这样的积极性，就一定要给他提供希望和机会，让他产生“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预期。如果不管个人如何埋头苦干，收入和财富还是主要由父辈的收入和财富决定，就会失去个人奋斗的志向和激励，失去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热情。因此，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来讲，对于不同阶层的人来讲，都应具有较为公平的机会，都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努力和竞争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与此相反，对封闭的社会体系而言，底层向上走的机会甚少，个人的命运难以改变。封闭的社会体系的弊端显而易见，会导致各个社会阶层的仇视、腐败的滋生、社会的不稳定和创新精神的减少。 我国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如何激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人们愿意学习、愿意接受教育和培训以及寻找一切机会去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效率驱动阶段的经济发展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表明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尚未在中国最终形成，“影响社会流动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教育，二是就业竞争。”社会流动性降低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存在某种微妙联系。目前，中国农村户籍人口仍比城市人口多，可是大学录取率却远低于城市人群，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流动性在降低，农村学子通过就读名校跻身上流阶层，改变命运的机会和通道正在锐减。 就业方面的不公平也在影响中下阶层往上走，农村往往要倾全家之力、耗全家之财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可‘一毕业就失业’的惨淡就业形势，令农村学子‘用读书改变命运’的念想日趋破碎；而与之相照的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家境宽裕的‘富二代’，可以从容通过父辈资源谋求较佳职业渠道，甚至连基本的学历门槛也无需顾虑，变相的‘世袭’和新版的‘读书无用论’并存，草根阶层的升级通道严重受堵，这也是社会流动性削弱的一个显著表现。 “农二代”在教育、求职上均完败于“城二代”。 从北欧各国的经验来看，应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和就业公平，政策上则主要是扶助中下阶层。这些国家的主要做法是扩大教育供给量，降低中下阶层教育成本，让中下阶层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在就业上也是侧重扶助中下层就业，注重给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 所谓提高社会流动性，就是减少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等因素造成的代际不平等，消除长期动态的不平等，提升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促成经济长期增长。 近十年来，各种迹象表明我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下降趋势，实际社会流动性低于根据近年GDP增长率做出的理论预测值。“富二代”、“穷二代”现象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反映的就是人们对此的担心。 如何扭转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呢？首先，加快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在制度上适当地加以保护，给他们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可能性。对于起点较低的人群，仅仅给予他们法律上的公平远远不够，还要给他们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必须是一视同仁的。一方面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