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关系.doc

作者认为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要放在历史进程中来考察，放在60年、150年、甚至1500年前开始考虑。这在其其他的文章中已有说明。作者主要考虑了社会转型中的城乡关系。为什么？因为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转轨，区域差异不断拉大，容易引发区域矛盾，进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所以，作者认为城乡关系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重中之重的问题。 所谓社会转型，即农村的劳动力、农副产品、土地向城市输送，城市的工业品向农村输入，从而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的现代化。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主要涉及城乡关系，即在整个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要使传统农村变成廉价的劳动力输出地、廉价的农副产品供应地，以及廉价土地的来源地，同时将农村看成城市工业品、服务品的消费场所。改革前，为了进一步集中农业剩余来搞工业化，快速的工业化、增长型的工业化，要求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业税、通过统购统销的政策将农业剩余集中起来为工业化进行积累。改革开放后，公社制度解体，一方面使得承包体制下的农民能够增加对土地的投入，获得更高的产量，使农副产品更多地保障城市的供给；另一方面农民有了更多自由，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农村廉价的劳动力、农副产品、土地向城市输送，这样保证了城市生产的产品可以向国外输出，打入国际市场。现在满世界都是“made in china”，因为他们无法和我们竞争，我们的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要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就要压低劳动力价格、农副产品价格，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由农村来承担，土地升值部分归城市所有。这就是我们的产品能够如此快速地向海外扩张的一个制度方面的原因。农副产品便宜，土地向城市输入，导致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失地农民又不可能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成为被边缘化的一个大群体，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冲突。“三农”问题的恶化与此有密切关系。 土地私有和把农民转移到城市中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对此观点作者认为： 一是农村的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 中国的工业化要快于城市化，城市化要低于、缓慢于工业化。如果既实现工业化又实现城市化，条件是：第一，要在城市有稳定的职业；第二，有自己的住房，能够娶妻生子。按照这个标准，我国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只能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到城市打工的可能性有，但是在城市住下来的可能性没有。 二是农民的土地生产粮食、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那么增产有没有增收的可能？ 农民分散而无组织，易导致有利益时，一哄而上，导致产品过剩，价格下跌，继而一哄而散的周而复始的怪圈。（今年的猪肉价格上涨即为一例） 三是土地问题如何解决？ 维持现有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不动，地方政府要侵占农民的土地。为什么？各地的竞相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这种侵占是如何可能的？1987年的土地管理法。其中两项内容值得关注：一是，授权地方政府解释何谓公共利益；二是，征用农民土地要进行补偿，并规定了补偿的最高限度。（对农民的补偿费用包括青苗补偿费、土地转让费、农民安置费，三项相加1998年规定不超过这亩地三年平均产出的30倍。）其实应该规定补偿的最低限度而非最高限度，规定最高限度，实际上是为开发商、地方政府的利益考虑。 至于新农村建设如何来调整城乡关系？作者认为主体是农民，农民要组织起来，形成自己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利益保障机制。但是，我国农民缺乏自我组织的经验和习惯，同时，一些执政部门也害怕大组织的出现。从统治的角度来讲，社会越分散越好；从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讲，分散的社会无法管理，管理成本太高，必须把社会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