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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涉法涉诉信访症结及改革 　　[摘要] 转型阶段的涉法涉诉信访正处在利益分化加剧、风险叠加喷发、社会结构失衡的时代背景之中，利益格局变动凸显规范失灵，风险形势多发且多领域失控冲击法律体制，利益表达和实现的失衡制造立场偏差及执行扭曲。权力运行错位、程序正义欠缺以及管控脱轨，构成涉法涉诉信访面临的突出症结。要以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精神为契机，加快涉法涉诉信访体制机制改革步伐，优化涉法涉诉信访权力运行机制，革除涉法涉诉信访管控行政化弊端，完善涉法涉诉信访考核等具体制度，强化涉法涉诉信访程序正义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 涉法涉诉信访；结构性失衡；行政化管控；权力架构；运行机制；程序正义 中图分类号：D9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6 当代中国涉法涉诉信访的现状折射出法律系统全面均衡调整的要求与利益多元分化、风险多发叠加失控、现实结构性失衡失调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利益主体的多元及利益分化的加剧，促成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的普遍化和常态化，使利益协调规则在适应性及调整力方面遭遇冲击，而传统的以权力集中为特征的科层模式使得涉法涉诉信访的权力架构及运行机制错位扭曲，信访程序正义制度设计的缺失造成系统性压制及制度的无效率循环空转，涉法涉诉信访的行政化弊端更产生管控脱轨，造成法律解纷机制的结构性障碍，伴随法律治理格局的失衡，涉法涉诉信访面临的深层次症结日益凸显 一、涉法涉诉信访所处的时代背景 当代涉法涉诉信访正处在利益分化、风险交织以及结构失衡的时代背景之下，规则滞后于利益格局形成规范失灵，社会风险与法律风险多源传导，社会结构性失衡侵袭法律自治系统。信访事件意味着规范框架难以容纳利益活动，而多发互动、多领域失控的风险冲击法律的全面控制，风险现状进而决定涉法涉诉信访的规模、形态与结构，使法律领域的信访成为常态。社会变迁对法律执行给予结构性投射，资源占有结构和社会交往结构反映到法律体制，造就法律执行和权利实现过程中的立场偏差、公平缺失及结构失衡，这也造成涉法涉诉信访具有结构指向性，成为一种结构性抗争的体现 （一）利益分化加剧形成规范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高度一体、同质化的利益格局经历深刻剧烈的分化，国家主体为利益唯一代表性，转变为以个体、私营竞相发展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利益并存，地域间的纯粹计划调整转变为区域分化基础上的地方性竞争，利益的个体分化伴随利益的结构分化与阶层分化，带来立场差异、利益表达交织、利益冲突普遍，这些都构成了当代中国利益调整失范、失灵的时代图景。新旧体制交替、利益分化进程中出现的认同分裂、话语意义系统缺乏兼容性，成为导致信访产生的内在诱因。用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来分析，机械团结是同质性的个体的结合，依靠社会成员共同的道德情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来维护，分工普遍化、职业专业化及其带来的个人主义的兴起， 旧有的规范体系往往与新的规范体系产生矛盾和冲突，导致社会规范缺失、功能失效和冲突混乱。涂尔干认为，“社会失范”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改造尚未完成的状态，面临社会结构的转化，社会分化日益发达和复杂，异质性与个性急剧增长，个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脆弱，传统规范失去了约束作用。涂尔干尤其强调，社会陷入失范状态，是因为“规范本身普遍与模糊，无法确定社会现象更为精准的轮廓和体系；社会机构之间接触充分但是时间较短，或者接触少而不能重复，产生不了确定的规范形式而导致失范；社会的承载能力限度，如我们需要通过变革来建立一套必要的规范，但社会结构本身却没有能力来实行变革”，这是“失范”产生的主要原因[1]（P366）。在利益摩擦加剧、流动性增强的时期，狭隘的、落后的法条无法适应利益主体活动的现实，具体利益协调过程中的规则缺位、既有规范失灵的问题尤为突出，导致利益相关方冲破脆弱的法律框架寻求法外利益协调救济 （二）风险传导叠加且多源多域失控 涉法涉诉信访事件是风险社会条件下社会风险多源暴露且向法律领域传导、形成社会风险与法律风险叠加的外在体现。在社会变革环境下，社会系统快速运行产生甩出风险、碰撞风险、挤压风险，边缘群体及弱势群体脱离改革及发展进程，群体间、阶层间的交往、冲突、对抗增多，社会空间利用日益商业化，空间挤压、侵占日趋频繁，这些社会风险向法律领域蔓延及影响，社会风险的性质、规模和激烈程度直接决定了法律风险事件发生的形态，涉法涉诉信访作为法律风险事件的典型代表，其总量及结构也随着社会风险与法律风险的传导叠加而发生变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风险，法律实现系统性风险，资源保障的风险，意识及知识不足的风险，以及制度偏差脱轨的风险等，对法律体制带来强烈冲击。贝克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界定为：承认风险灾难的真实性，同时又因为要掩藏其起源，并排除补偿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