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研究中的误读辨析.docVIP

张艺谋电影研究中的误读辨析 于有意的创造性的误读。在这些误读中，有一个火力较为集中的观点是：张艺谋电影是后殖民语境中的文本。一位深谙后殖民理论的学者在分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总结到“张艺谋由此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典型的后殖民文化的范本”。[6] 还有学者分析张艺谋的创作动机，认为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并不是为了中国的观众而“写”的，“张艺谋心目中的潜观众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7] 张艺谋的摄影机“是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中对他性书写的机器，它提供着他性的消费，让第一世界奇迹般地看着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世界，一个与他们自己完全不同的空间”。[8] 因为张艺谋频频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便有学者认为“他之所以能不停顿地从西方获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恰好适时地投合了西方殖民主义容纳战略需要”。[9] 这些误读借用西方后殖民理论，听上去言之凿凿，既有理论，又有论据，似乎张艺谋电影就是不折不扣地为西方提供“他性”的消费。 2.张艺谋在制造伪民俗么？ 张艺谋电影中最易让人揪住话柄的是民俗。“颠轿”、“捶足”、“红灯笼”这些民俗或者说经过艺术夸张、改造了的民俗是张艺谋电影的一个特色招牌，但恰恰是这一招牌最易引发质疑。比如有人质疑《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民俗不是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出发，不是从真实的民俗出发，中国人一眼就可看出“灯笼”之假，民俗之伪。甚至当代著名文学家王蒙也撰文讨论民俗的真伪问题，他认为有必要告诉西方人哪些民俗是真的哪些是假的。[10] 而有的学者宁愿认为张艺谋电影中出现的所谓“伪民俗”或“新民俗”，是一种“文化策略”。诚然，张艺谋的确有利用民俗展示中国文化的癖好，也的确将有些民俗加工、夸张到电影中，但是，张艺谋并没有标榜其电影中的民俗是真实的民俗，而艺术创作中的夸张只要符合剧情，就无所谓真伪。 转贴于论文联盟 颐武．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J].当代电影，1993(3):6. [9] 王一川．张艺谋神话的终结[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151. [10] 王蒙．小说与电影中的中国与中国人[J].文艺研究，1999:48. [11] 李彤．红高粱西行[N].人民日报，1988—03—13(5). [12] (英)克里斯南·文卡特施．中国电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N].中国电影报，1988—05—05(2). [13] 李尔葳．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铺路[J].与张艺谋对话．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126. [14]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83. 转贴于论文联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