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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清代的诗、词、文 第一节 清代的诗 清诗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而且流派很多，诗话如林，呈现出唐宋以后诗歌创作的复兴局面。 清代诗歌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 一、清初期（顺治、康熙两个朝代） 清初诗人，就其生活道路，政治态度和诗歌风格可以分为两大类：反清的明末遗民和降清的明末遗民。 1、反清的明末遗民 这些人入清后不同清朝统治者合作，积极投入抗清斗争，他们的诗歌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杜濬、归庄、阎尔梅、钱澄之、申涵光、吴嘉纪屈大均吴嘉纪(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他是神韵派诗人的代表。论诗以神韵为宗，创作力求超脱，认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诗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古人作诗，只取灵感到来的那一瞬间所获得的“超妙”来构成意境，不像古人只在篇章结构上下工夫。其实，他说的“神韵”是要求诗歌有一种淡远的境界和含蓄的语言。 处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王士祯未能引导诗人面对现实，只着眼于形式，追求虚无缥缈的“神韵”，只能使诗人脱离现实，削弱诗歌的现实性与战斗性。 王士祯的诗缺少现实内容（深刻的社会内容），摹山范水，咏古吟物是他最喜欢写的题材。但其诗在艺术上也确有可取之处，特别是近体小诗，写得融情于景，意味悠长。如《真州绝句》： 红干多是钓人居，柳陷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写渔村夕照，红日西斜，江边一切都抹上红色，树荫下一片叫卖鲈鱼之声，生机盎然。 二、清中期 清代中叶，在残酷政治压迫和文化专制下，大批知识分子钻进故纸堆里，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所代表的进步文风发生了转变，诗歌开始离开现实主义道理，向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方向发展。就诗歌创作的成就而言，清中叶不如清初。 清中叶诗歌流派，大体上沿着清初尊唐、宗宋的路子，发现了格调派、肌理派、性灵派，也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其中影响最发的是沈德潜、翁方钢、袁枚。他们各代表一流派。郑燮诗无所依傍，自成一派，也很有特色。 1、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有《归愚诗文集》、《说诗晬（zuì）语》，另外还编选了《古诗源》、《唐体别裁》、《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等诗集，体现了其诗论。沈是继王士祯后，的诗坛大家，根据他的老师叶燮在《原诗》中提出的理论，创“格调说”。 他作诗重格调，首先强调诗歌要为封建政治和社会教化服务。他说：“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格，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从这种封建的功利主义出发，他提倡“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其次，强调学习古人的法度和格律，要长久地沉浸在古诗之中，“充养既久，变换自生，可以换却凡骨也。”他说：“诗不学古，谓之野体。”他主张在广泛学习古人诗法的基础上，掌握古人的声律和模拟古人的格调。“格调说”仍是一种拟古主义的诗歌主张。 翁方钢（1733—1818）字正之，号覃溪，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乾隆时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诗文之外，精通金石考据之学，著有《复初斋诗文集》。 翁论诗既不满于“神韵说”，也不满于“格调说”。认为“神韵说”肤浅空疏，“格调说”则过于食古不化，所以另辟“肌理说”，以补前二者之弊。 “学者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言志集序》）。 “诗必砰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延晖阁集序》）。 2．袁枚（1716—1797）：字子才，好简斋，又称随园先生，浙江钱塘人。乾隆时进士，做过江宁等县知县，中年以后辞官，筑随园于江宁小白上上，过着闲适的生活。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新齐谐》，袁枚是性灵派的代表，他论诗标举性灵。：“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作诗不可无我。”“诗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即是主张：①张写诗必须表现诗人自己的个性才情和亲身感受②主张写诗要创新，事物在发展，诗歌也应随之变化。“味欲其鲜，趣欲其真”，把真实的感受同诗人的个性，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性灵说”真谛。“性灵说”反对模拟古人，认为“诗有工拙，而无古今”，讽刺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古董店”。他认为“温柔敦厚”的诗教，不过是是教的一个方面，并不代表孔子诗教的全部内容，也不是唯一准则，他主张用“兴观群怨”来代替。 袁枚的诗空灵、流利、新巧，确是从作者心灵中来，也表现了诗人的个性。如《马嵬驿》。 分析《马嵬驿》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家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3．郑燮：在袁枚之前，独立于拟古主义诗风之外的郑燮，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诗人。（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出身贫寒，乾隆元年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救济灾民，得罪上司，托病辞归，晚年在扬州卖画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