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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日本曾三次面临重大困境,不同的解决方案对日本 篇一：日本失去的十年 日本失去的十年 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黄金发展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出口大幅提升，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其中主要是对美国的顺差。80年代之后，日本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战逐渐升级到汇率战，美国认为是日元低估造成日本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在美国的压力下，1985年，五国集团（G5）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其后，由于日本宏观政策的失误，日本遭遇了严重的资产泡沫，并于90年代初破灭，此后日本进入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 图一：日本经济增速的超级L型 一、80年代日本的政治经济格局 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日本经济的封闭性、管制性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极大批判。日本在70年代开始了经济结构调整、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改革，但是进程缓慢。80年代之后，日本出于自身需要和国际压力的考虑，经济改革、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日本政治经济面临三个重大的战略调整。 一是政治国际化。日本政府一直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行动，扩大国际影响、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其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理想。1983年，曾根康弘提出了日本的“大国思维战”战略，并把对美关系作为这一战略的基石。 二是金融、经济自由化、国际化。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放弃了战后一直延续的封闭和管制，逐步放宽了利率限制，修订了外汇与外贸管理法，开放了日本金融市场，并积极拓展日本银行海外业务。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 《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推进了日本利率市场化、金融业务开放、资本流动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等进程。 三是经济结构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日高，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的压力渐升。日本政府也认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简言之，80年代中期，日本面临着三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一是由“管制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二是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三是由“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但是，三个战略转变却带来了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国内经济目标与国外经济目标、国内政策协调与国际政策协调等矛盾，这极大地挤压了日本经济政策的空间和独立性，增加了宏观政策选择和和调整的难度。 二、广场协议、日元升值与卢浮宫协议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困境。面对“双赤字”，当时里根政府采取高利率政策，以吸引大规模外资流入，一方面为赤字国债融资，另一方面维系国际收支平衡。但是，高利率的结果是加剧了美元升值趋势，美国制造业及出口面临更加巨大的困难。1982－84年，美国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984年贸易逆差高达1090亿美元，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约占一半。 对于日本而言，当时日本经历过黄金发展时期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元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80年代初期，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展、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日元资产需求的不断上升，在客观上对日元升值形成内在压力。因此，在广场协议谈判期间，日本甚至主动提出升值10％。 1985年初，强硬的詹姆斯.贝克成为里根政府的财长。贝克强调需要用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和多边汇率协调来解决贸易争端问题，他甚至要求日本、德国等国家必须大幅度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以减少出口。但是，德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但是认为美国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在中曾根主义和日美关系基石论的影响下，日本对美国妥协了。 在欧洲原则性认同和日本的妥协下，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五国集团达成了通过密切合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的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 Plaza Accord)。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一致认为，汇率必须更好地反映基本面，以充分发挥汇率调节外部失衡的作用，主要的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进一步有秩序地升值是可取的，因为如此行事确实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进入了快速升值的轨道。广场协议签订之时，日元兑美元汇率为250左右，在协议之后3个月内，日元快速升值20％至200，1986年年底进一步升值至150左右，1987年升至120，至此美元对日元贬值超过50％。 图二：日元汇率变动（JPY/USD,%） 但是，日元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并没有使得美国贸易逆差收窄，反而在“J曲线效应”下，美国贸易逆差却扩大了，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更是持续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