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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赴美留学的百年变迁 　　从清代120位留美幼童到20多万留美大军，中国学生赴美求学历经160多年，已从精英化留学转为平民化留学。 　　“我们一定要赢（Win）！因为我们有闳（Wing）！”19世纪5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园里流传着这样一句加油口号。 　　“闳”即指容闳（粤语发音Yung Wing），“中国留学第一人”。1847年，容闳与同学黄胜、黄宽赴美求学。7年后容闳学成归来，并从此致力于西学东渐，开创了最早的中国留美教育事业。 　　如今160多年过去，昔日“筚路蓝缕”的求学之路已经成为了一条开阔大道。当人们正在为今日留美学生低龄化趋势担忧和探讨时，那些中国留美学习的“先驱们”彼时也不过是孩童模样。 　　大清留美幼童多出身贫苦 　　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大批官派留学潮发生在洋务运动时期。1871年，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联名上奏清政府：“挑选聪颖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次年起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的幼童，分四批赴美留学，留学计划长达15年。 　　当时，美国还是国人眼中的“蛮夷之地”。因此这些留美幼童，包括带队的容闳在内，大多出身贫苦。临行前，幼童赴美需要家长签字画押。其中幼童詹天佑的父亲就在保证书上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这句“生死各安天命”并非徒来的悲情。据记载，留美幼童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但他们因为用功过度，加之身体单薄，常常病倒。其中就有3人积劳成疾，客死美国。 　　早期的留美选拔遵循“少而精”的原则，用李鸿章的话说，需选拔“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纭者”。这些幼童被选出后，还要再经考试选入预备学校学习中西文化至少一年才能赴美。到了美国后，他们每周都需要用文言文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就会被先生打屁股。 　　但即便学业紧张，留美幼童中亦有能文能武者。一位耶鲁大学教授曾在自传中记述了他的中国同学：“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我们玩的所有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式滑冰场上技术更是超群……” 　　可惜的是，由于清政府唯恐这些留美幼童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对儒学孔教失去兴趣，1881年夏，清政府将这些留美学生全部撤回。留美幼童计划随之夭折。 　　近代中国官派留美生百里挑一 　　留美幼童回国后，逐渐在外交、教育、矿业、铁路等各领域显现出非凡的才能。他们中出现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长唐国安、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留美学生中，许多人还在对外抗击侵略战争中奋勇当先，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据学者统计，在各类反侵略战争中，殉国的留学生有8人之多。 　　留美幼童之后，美国由于经济危机出现了一股排斥华工、华人的逆流，中国学生留美教育此后十几年间陷入沉寂。 　　直到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采纳了国内传教士和学者有关“造就亲美人才，控制中国发展”的建议，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遣派学生赴美留学。中美双方约定：从1909年起，头四年中国每年选派留学生赴美，人数不少于100名，第五年起每年选派50名，直至1940年“退款”用完为止。 　　这促成了中国学生留美的第二次风潮。 　　史料记载，“庚款生”都必须进行严格的考试。以1909年8月的选拔为例，本有630人准备前往美国留学，但经过初试和复试之后，只选拔了包括梅贻琦（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在内的47人。 　　两年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帝国清华学堂正式建立。从此，庚款留美人员的选派和培养便进入了正规阶段。但不变的是，对官费留学生的资格要求依然严格，甚至越来越严格。 　　不过民国时期，随着官费留学生的竞争日益激烈，自费留美人数大大增加，因此留美学生家庭出身较好尤其是来自中上层文化富裕家庭的比例逐渐上升。 　　在当时“学习科技，实业救国”思想的推动下，庚款留美学生大多选择了学习理工农医，以及工程技术，他们归国后对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影响十分深远。例如他们中涌现了经济学家马寅初、气象学家竺可桢、桥梁专家茅以升等杰出人才。 　　赴美留学门槛30年来逐渐降低 　　中国留美教育的第三次高潮始于八年抗战结束后。数据显示，1948年在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总计2710人，分布于全美45个州。翌年，留美学生又增加了40%，学生多达3797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批战后留美学生较之以前留美学生，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受教育程度大为提高，研究生人数占全体留美学生的半数以上；年龄从17岁到41岁不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选择文科类的留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