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队的同龄女孩.doc

我们队的同龄女孩 想起写这个题目，与最近一次住院有关。春节期间，在报社健身房，没注意到跑步机开着而且速度很快，贸然一脚踏上去，重重地栽到水泥地上，伤了左肩。拖了近四个月，敷药和理疗都无效，便接受医生建议，去做了关节镜下的微创修复手术。 术前照例要签“生死合同”。就像西药惯于把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写一大串一样，手术呀、麻醉呀也都先告诉你可能出现一大串危险。我知道，通常不会有事，但天意难料，谁也不能给你打包票，说不定清醒地进手术室，无知无觉中就转太平间了。我做的是骨科手术。当年罗瑞卿大将也是做骨科手术，经邓小平批准，特意跑到西德（联邦德国）去做，找了顶级专家，据称有99%的把握，结果却命丧异国。手术前那一晚，我不由得像跟人世告别一般，过电影似地想起了很多熟人，其中就包括我们生产队里的那些同龄女孩子。 说“我们队”是习惯，是搞人民公社制度时的叫法，现在我们家乡的人还这么叫。“队”通常指“生产队”（如今官方的说法叫“组”），而不是指“生产大队”（官方叫“村”），相当于民国时的“甲”而不是“保”。 一个“队”，在我们江汉平原那一带，通常有四五十户人家。我们队有四十多户，是杂姓，因为我们是移民村落，迁到这里都不过三四代人。我们队连地主、富农都还没有形成，只有几家“富裕中农”。 我们那里的人不兴讲什么十二生肖，更不会讲什么星座，都是讲天干地支。我是“辛卯的”（这个辛卯年换成公历，绝大多数是1951年，我是辛卯年腊月底，所以是公历1952年1月）。我们队这一年出生的，有3个男孩、3个女孩。而说“同龄人”，则是指庚寅、辛卯，乃至再往前戊子、己丑和往后壬申、癸巳年出生的——看是否一起玩，一起干活，一起上学等因素，自然形成“同龄人”圈子。这样算，我们队与我“同龄”的女孩，有7个，3个大于辛卯年，1个小于辛卯年。 1966年冬季，从上海串连回来，我就回乡参加劳动，并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干了三年。记工员的工作是，每天要到田间统计每个作业组，哪些人出工了，有谁没有出工，或者迟到早退了。如果有必要，还要“分任务”、验收劳动进度（比如丈量插秧、割谷、挖土的面积或体积）。因此，肯定要与这些女孩子打交道。有这三年的交道，她们的姓名，她们的声音模样，我至今不曾忘记。 奇怪的是，虽说在一个队里长大，在我下学回乡劳动之前，我对她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好像她们根本就不存在！到现在，也怎么都想不起，在1966年冬季之前，关于她们七人中的哪怕一丁点儿事。她们是怎么长大的？仿佛都像七人中年龄最小的许家凤子，是突然从外地来的。（凤子的爸爸与我大伯父同年，解放前一起被抓了壮丁；他很幸运地从部队里逃跑成功，不能回乡便在外地结婚成家；1960年代才带了子女回老家。） 为什么是这样呢？一来，这些同龄女孩都没有上学。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同班的女同学，本队的都比我大三四岁，与我二姐、三姐（堂姐）是同龄圈子。与我同龄的女孩子为什么不上学呢？说起来与“工作队”关系很大。土改与合作化，我们大队一直是湖北省和沔阳县的重点，上级派的工作队就驻在我们队。得政治运动中心之益，我二姐、三姐这一般大的女孩子，如果父母不是特别“落后”的，都进了学堂念书。所以，我二姐念到初小毕业，三姐（堂姐）念到高小毕业（后来得以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干部）。到了比我大一岁的四姐，只念了一年书；1956年出生的大妹妹就无书可念了，因为工作队撤离了我们队——直到1966年初搞“四清运动”工作队又来了，各队办起半日制的“耕读班”，她才有机会认了几个字，不完全是文盲。那些没有上学机会的女孩子，命贱如草，在成为劳动力之前，无非在家带弟弟妹妹、洗衣做饭、拾柴找猪食……谁关心她们怎么长大的！ 二来，我们的乡风，“男有男一群，女有女一党”，我们男孩子放学回家，要玩也是与男孩子一起玩，与女孩子基本不搭界。我们游水，捉鱼，经常脱得赤条条的。与邻村与河对岸的男孩子打架，也与女孩儿无关。如果不是亲属和近邻，男孩与女孩的童年是没有交集的。 到了我回乡劳动时，男孩女孩都长大“醒世”了。这时候，免不了男女一起干活，比如在水利工地挑土方，在同一块田里扯秧苗、插秧。但是，这时候也有了男女分际。结了婚的嫂子们可以说荤话，乃至与同辈男子打打闹闹调情，但未婚的女孩子一般都很规矩，男子是不能轻易冒犯的。 对这些同龄女孩，我记得有两件事。一是我刚下学时挖土方，挖土和挑担的人要按比例搭配，我学着她们的腔调说，我们这边差一个，你们那边“卖”一个过来吧！她们当中年纪较长的一位，马上拉下脸训斥我：“亏你还是读过书的！”我脸一红，明白了，她们对男孩子可以说“卖”，但你对女孩子是绝对不能用“卖”这个字眼的。另一件事是，夏天乘凉的时候，一般是各人在自家门前，也有趿着拖鞋摇着扇子在村里逛一逛，找同伴好友聊会天的。同龄女孩中姓朱的那位，她妈妈总喜欢扯着嗓子喊她的名字，催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