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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精英流动 　　丁开杰，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研究员，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1/6。据预测，到2050 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估计可达3.5亿人左右。流动人口既是社会经济的建设者和奉献者，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理应得到主体性的人格尊重和地位保障，这就要求他们能够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去，与本地居民交融共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但是在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土地财政型”、“片面发展型”的城镇化道路下，我国城镇化建设呈现低水平、高耗能、粗放型的特征，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内涵、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弊端，导致大规模“城乡两栖”的流动人口出现，他们尚未实现向市民身份的转变，是一种“不完全的城镇化”。这不仅无法产生城镇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将人口的城镇化作为核心和重点[1]。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这种城镇化就是人口尤其是精英群体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 理论和实践表明，精英流动给社会变迁创造了可能。然而，因为精英流动受阻，我国传统城镇化道路陷入困境。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出“人的城镇化”，其关键任务是形成良性合理的人口流动机制，尤其是良性的精英群体流动机制，以实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我们亟需从法律与政策层面采取举措，努力构建有利于精英顺畅流动的制度环境 精英流动给社会变迁创造了可能 “精英”这个词最早在17世纪时的西方用来表示特别优秀的物品，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指称优秀的社会群体。因此，精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精英是指人口中从年龄、技术、信息、知识等方面都具有优势的人群，而狭义的精英是指少数统治者。本文中所指的“精英”是广义的概念，包括多维度的精英。比如，从领域角度看，精英可以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技术精英等；从城乡角度看，精英可以分为城市精英和农村精英。当然，无论哪种维度，精英都是从资源占有角度具有比较优势地位的群体 在政治意义上最早使用“精英”概念的学者是意大利的帕累托。他认为，精英是指“每个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人”。显然，他将精英概念普遍化了。按照帕累托提出的精英循环理论，精英与底层群众之间存在循环，从而推动了社会周而复始的变迁。精英循环理论强调了精英流动的重要性和客观存在。一般而言，精英的流动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精英与精英间的流动，强调个体精英之间的循环；一种模式是社会底层群众和精英层间的流动，强调的是阶层性流动。不管是精英的内部流动还是外部流动，都会存在准入和淘汰的问题，因此，精英循环给社会变迁创造了可能。而要想维持社会的均衡，就必须保证在精英和大众之间能够进行正常社会流动[2]，也就是要有正常良性的流动机制，使高素质者能够进入上层而低素质者能够被淘汰出精英集团[3] 什么是“社会流动”呢？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的定义，“社会流动”是个体或社会客体从一个社会地位向另一社会地位的任何转变。这种转变包括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流动等两种最基本的形式。在水平方向上的流动通常是个体或社会客体的居住位置在空间上的变化，例如表现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流动。而垂直方向的流动则体现为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表现为从低收入群体转变为高收入群体、从农民群体转变为工商管理者群体等。社会流动的结果是使社会结构趋于一种新的平衡，这种平衡的形成增强了社会结构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4]。社会流动的关键是社会流动渠道的畅通程度，如果在体制机制上存在阻碍人口合理正常进行社会流动的因素，产生社会排斥，就会隐藏社会矛盾甚至激发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社会失序 精英流动不畅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人口流动是城镇化、工业化、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途径。在流动中实现精英移民，也是中国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产业升级和降低流动的社会成本的战略选择。在过去30多年的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已有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395万人。这些转移人口以青壮年为主，其中，16～20岁占3.5%， 21～30岁占30.2%，31～40岁占22.8%，41～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此外，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在流出地处于中上水平，其中，高中及以上农民工就占了23.8%。无论是从年龄、知识，还是从能力角度看，农民工群体都可以说是集中了来自农村的精英。人口流动不仅仅是空间上的水平流动，也包括了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