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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严歌苓与她的“女儿国” 概述 在近现代文学史上，无论是任何素材，任何内容，甚至是包括女性题材在内，大多都以男性作家为主。而记得曾经有一位女性主义批判家提出过关于“女性写作”理论。大致看法在于，当男性作者在文章中描述女人内心活动，种种情感经历时，通常所谓自然而然的假扮成女人自身，以女性自居者的身份，开始了对其一系列的揣摩与探究，进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耐人寻味的女性故事。但就在这一看似不可扭转，长期处于男性精神控制之下的大环境里，仍就孕育而出了像张爱玲，亦舒，严歌苓等这样从实际出发真正实现了“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翻译，张京媛，一九七六年)。 严歌苓的人生，说是一部富有浪漫传奇经历的小说故事并不为过。从幼年的文艺熏陶，到七岁时的远走他乡，十二岁的军旅生活，无论是走访大江南北，还是作为一名不惧危险的战地记者，以及之后的赴美游学，更是在此期间邂逅了今生的生活伴侣。于是在此看来，富有多样际遇的成长过程，成就了如今一个独具独特魅力的严歌苓。一是秉承着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二来则是面临着西方人文思想的冲击与颠覆。诸多学者曾将她与经历相似的张爱玲相比较，只是严歌苓较之更为悲悯。张爱玲小说里女人间的战争，一番命运的捉弄，往往给善妒自私者一个作茧自缚的结局。而她虽也如此，但终究是满怀的心疼与怜爱。 “我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情绪化”（严歌苓，《庄园》后记，汕头大学出版社，二零零六年）不仅如此，严歌苓更重视于来自自身，作为一个女人所特有的细腻情感。而在任何一部其创作的作品中，我们则都可以清晰而深刻的体会到她对于女性深切的关怀，对于女性最终命运的重视。而本文就严歌苓与她笔下富有绚丽色彩的“女儿国”，开始了如下探究与论证。 女性的独特魅惑 在这个世界里，如果按照人类的划分，除了男人便是女人。如果再上升到动物涵盖了所有，除了雄性便是雌性。严歌苓在文中曾这样阐述道，“雌性，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论的意义，但更含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严歌苓，《雌性的草地，从此性出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五页）而就加以运用，便寅生出或天真烂漫，纯洁可爱，或淳朴善良，散发母性光芒，更或是高贵优雅，美丽动人的万千女子。 虽为千千万万，但也少不了许多相同之处，可以称之为共性。严歌苓笔下的女人，大多出生贫贱，身份卑微，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凄惨的凌辱，却又内心挣扎，基于现实的无奈默默的对抗。《扶桑》中的女主角，有着一个普通农作女人所具有的一切品质。温柔善良，辛苦耐劳，平和而又安分守己。打小由长辈们包办的婚姻，竟没有丈夫的情况下拜堂成亲。随后被拐卖到美国，沦为站街女，又在一次暴乱中遭遇轮奸。面对这种种的不幸，扶桑似乎有别于常人的惊恐害怕，怨恨与仇视，反而显得平静与麻木。看似一切原本就该自然而然的发生。事实并非如此，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扶桑内心深处，其实一直蕴藏着一股伟大母性的力量，正是这一种力量包容了一切，任凭让人去掠夺去侵害，没有任何的排斥，竭尽全力付出。选择接受命运，选择迎合命运。 《少女小渔》讲述了女主角小渔，在其男友的帮助安排下，以假结婚的形式骗取了美国绿卡的故事。为了男友，小渔不惜辞掉了国内相对稳定的工作，只身前往美国，开始了一场丑恶不堪的金钱交易。男友的讨价还价，使得一旁的小渔只能暗自牺牲自我来换取这所谓的利益平衡。被迫承受着老头马里昂永无尽头的剥削，从而能够暂且的留有一处平静。证婚时，小渔的伤心并不是因为买卖的屈辱和羞耻，也不是单纯的一种害怕一种恐惧。而是可怜那老头在这人生的舞台上像个小丑般的卖力表演，全然不知。男友的醋意，随时都可能带来不小的冲击，一遍遍擦拭着小渔被老头亲吻过的脸颊，“他伤痛的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不然两人都哭，谁来哄呢。”(严歌苓，《少女小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零八年)为了这个在法律上有效的家庭，她会收拾会打扫，会想尽办法的照顾这个被人遗弃的老头，直到最后。单单从故事性质来讲，即庸俗不堪又低劣卑鄙，但小渔像是一张抹布容纳了堆积在缝隙里密密麻麻的尘灰，带走了粘连在一起油腻而作呕的污垢，竟也留下了一抹只属于她的光亮。正是有着这份来之不易的纯洁与善良，使得整部作品一直充满了温馨的情调，让人为之动容。这也正是被严歌苓称之为“弱者的宣言”，其中不乏对“弱者”真诚的人格品性和真善真美的质朴情感的种种赞美之意。严歌苓的小说中除此之外，无论是《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其都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个绚丽多彩，富有鲜明形象特征的性情女人。牺牲自我，包容一切，在有限的生命中绽放出最为美丽的人性之光。 纯粹的人性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