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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影《孔子》中的道德叙事 　　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1]我们要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对于当代人有着普遍道德教化意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人们知识结构的变化，当代社会之道德教育变成了道德知识或道德理论的推演以及道德规范和道德律令的灌输。[2]这种做法引发两个问题，一方面忽视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道德体验A;另一方面，所谓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真理无法解决实际的道德生活，从而失去了它应有的魅力。这导致许多人，尤其是处于道德人格形成期的广大青少年对于继承传统的道德文化兴趣不大。道德教育本应是以促进道德品质为目的，结果却变成了简单的道德知识的堆叠。我们的道德教育应该回归生活，应该致力于理解现实生活中道德问题。道德叙事在这一领域为我们打开了便捷之门 一、 道德叙事的理念及其效用 叙事（narartive）源自于拉丁文，本初的意思为“知识、专家或熟练实务”。权威的《韦伯第三国际辞典》将其界定为：“讲故事，或类似讲故事之类的事件或行为，用来描述前后连续发生的系列性事件。”[3]1969年，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托多罗夫（T.Todoro）提出了“叙事学”这一概念，自此叙事在很长时间里都被当做文学领域中的专业概念。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加拿大的几位学者将叙事研究引入了教育领域，随后几年，美国品格教育运动又将叙事方法应用到价值教育领域，并开发了大量与道德叙事相匹配的课程资源，产生了显著的教育效果 至于道德叙事在我国兴起和应用与近些年国家提倡和提升的素质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我国当代的道德叙事教育起步较晚，然而当我们回顾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时，我们发现道德叙事作为一种道德教育理念，在我国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都可以找到道德叙事的身影，它们或者在蒙学读物和成语典故中，或者在家训家书和儒家和道家经典中，如《三字经》《颜氏家训》《二十四孝图说》《劈山救母》;甚至广为流传的戏曲唱本和神话传说也是与道德叙事相伴而生的，如“精卫填海”“孔融让梨”“凿壁偷光”等。正如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所说：“每一个民族在其古代都靠诗性化教化――靠讲故事为主要的道德教育方式。”[4]通过这种方式，祖先在讲述着人类故事的同时，也成为了道德教育这一基本方式的示范者。就像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描述世界的模式。不管是传记性的或虚构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意义和归属……故事的结构给我们提供了想像、陈述和隐喻，让我们在道德上产生共鸣，促进我们对他人、世界和自己的认识。”[5] 二、 电影《孔子》中道德叙事方法的运用 道德叙事中，叙事者在对平凡而又具有深刻意义事件进行叙述的过程中，在发掘隐藏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同时，也促进受教育者的世界观、人生观、核心价值观和健康人格形成发展。电影《孔子》正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它按照叙事方式讲述了孔子从51岁至73岁逝世的仕途演变及生活历程，不仅将孔子后半生中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堕三都、周游列国、陈蔡被围等展现给观众，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先哲孔子起伏跌宕的人生描绘，再现了孔子对于仁、礼、和、乐的毕生追求 从一般意义上看，道德叙事至少要围绕道德叙事的主体和客体来展开，在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上体现以下特点：在保证道德叙事形式的多样化的同时不失道德叙事内容的人情味，在道德叙事过程体现互动性的同时不失叙事内容所蕴含的深刻价值。电影《孔子》充分体现道德叙事内容的人情味这一点。它在铺垫圣人鸿途伟志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去体现圣人与常人一样的普通身份。这样，我们不仅在“夹谷之会”等重要的政治事件甚至战争场面中感受到了孔子临危不惧、果断决策、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还在“子见南子”“颜回救书简”等典故中体会到了孔子在知音难求、痛失爱徒等作为常人的柔情一面 叙事主体作为信息发送者，他负责把道德故事或道德原理，通过媒介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道德叙事客体，即需要接受教化的人群（通常情况下我们认定，这是一群尚未拥有德性或少有德行的未成年人）。对于道德叙事者应具备的资历，我们应该从他对社会和个体进步发展的意义上加以考虑。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讲述自身的道德故事，另一方面他们也肩负着叙述关于他者的道德故事。所以，只有那些具有历史责任感和拥有德性并能践履德行的才能担任道德叙事主体 另外，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叙事者不可以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进行道德说教，而是要采取既可以叙事，也可以引导道德叙事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