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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即六部经典著作，此说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和《礼记·经解》，其中《春秋》为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据说后来经过了孔子的修订，故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在春秋时期，除鲁国的史书称作《春秋》外，其他一些国家的史书也多称作《春秋》，如《墨子·明鬼篇》所提到的“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不过有少数国家的史书则采用了另外的名称，如《孟子·离娄下》提到晋国的史书称《乘》，楚国的史书称《梼杌》。 　　　 有两种对立的说法 ： 　　　 １、《春秋》是孔子据鲁史修成 　　　 见于《孟子》、《左传》、《公羊传》、《史记》、司马迁《报任安书》、杜预《春 秋左传集解序》等较早的文献：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是会（指僖公二十八年冬温之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 　　　 由于以上几种文献在古代典籍中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史记》作为一种信史的权威地位，故孔子修《春秋》说为历代多数学者所信从，今人范文瀾（《中国通史》）、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卫聚贤（《古史研究》）、苏渊雷（《读春秋及三传札记》）及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等学者亦均持是说不疑。 　　　 ２、 《春秋》非孔子所修，而是鲁国的旧史 　　　 持《春秋》非孔子所修说的学者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是少数派。第一个对孔子修《春秋》发生怀疑的学者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其说见《史通·惑经》）。北宋时期，王安石曾讥《春秋》为“断烂朝报”（说见《宋史·王安石传》《宋史·王安石传》：“（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陆佃《陶山集·卷十二答崔子方书》）。既然视为“断烂朝报”，则自然不会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近、现代持是说的学者可以顾颉刚、钱玄同和杨伯峻先生为代表。顾氏的观点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钱氏通过古文字与“孔壁古文经”的对比否定了孔子与六经的联系，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说： 　　我近来取甲骨刻辞及殷周两代之钟鼎款识与《三体石经》中之“古文”相较，更瞭然于“孔壁古文经”中之字体（《三体石经》中“古文”即系根据“孔壁古文经”者），一部分是依傍小篆而略变其体势，一部分是采取六国破体省写之字，总之决非殷周之真古字。由此更知“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之为谰言；而“孔壁古文经”本无此物，全是刘歆的伪造，实为颠扑不破之论也。　　　　仅凭个人对甲骨文、殷周金文与《三体石经》中古文的比较即肯定“孔壁古文经”全都是刘歆的伪造，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杨氏在《春秋》（收入《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一文和《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90年版。）中均对《春秋》为孔子作的说法进行了否定，其证据主要有三： 　　　 1、《公羊传》、《穀梁传》经文都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记“庚子，孔子生”，《左传》经文于哀公十六年记“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孔子不可能写自己某日死，也不会写自己某日生。　　 2、《春秋》的笔调前后不一致，这说明其体例不统一。例如隐公、桓公时，无论是盟会还是统军作战，《春秋》都不写外国卿大夫的姓名，但从庄公二十二年开始，《春秋》于结盟时会写出外国卿大夫的姓名，从文公八年开始，《春秋》于盟会时同时会写出鲁国和外国卿大夫的姓名。　　 3、前人说孔丘著《春秋》意在“寓褒贬，别善恶”，实际上并非如此，太史有死者，有继承者，因此书法各不相同。古本《竹书纪年》是晋国、魏国的历史文献，其所记与《春秋》同，如“陨石于宋五”一语两书所记无异，这说明当时宋国把观察到的天象通报给各国诸侯，各国史官记了下来，何尝是孔丘的笔墨？ 　　　 至于《春秋》的作者到底是谁，杨氏在《春秋》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认为，孔子教学生，不能不教他们近代和现代史，《春秋》一书，孔子不过曾用它作过教本罢了。《春秋》本是鲁国官书，由此传到民间，由孔门弟子传述下来，孔门弟子或者加上孔子生的年月日，或者加上孔子死的年月日，以此作为纪念而已。 　　　 杨氏在《春秋》一文中否定孔子作《春秋》的主要根据是书法，属于内证。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杨氏同时举了一些外证，如其中一条说：据《史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