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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解释的几点认识 　　一部法律从诞生起，就面临着如何去理解的问题。法律是带有强制约束力的，因此它的条文必须易于理解，以便于遵守。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而法律条文则是相对固定的。社会实践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随着时间推移会产生一定差异，这时就会面临法律如何重新适用的问题，从而需要对法律作出新的解释。例如，在美国司法界，曾就堕胎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过激烈辩论，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宪法中对于“人”的定义，胎儿算不算“人”，或者说多大的胎儿应当被当作“准人类”来看待。“布莱克门大法官所做出的结论是，胎儿不是宪法上的人。”①当然，这同时受到宗教团体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抨击。这就涉及如何对美国《宪法》中对于“人”的定义进行解释的问题。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同样会面对大量在立法后又产生的新生事物，在适用相关法律之前，必须先进行必要的法律解释。因此，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法律解释，以及在具体实践中如何适用 一、法律解释概念及适用 在我国现行的法制框架下，对于法律解释已作出一系列相关规定。根据1982年《宪法》、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和2015年《立法法》等法律文件规定，我国法律的“法定”解释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司法解释。立法解释从广义上说，是指所有依法有权制定法律、法规的国家机关或其授权机关，对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的解释。行政解释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时，对有关法律、法规如何具体适用问题所作的解释。司法解释是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作的解释。包括：审判解释、检察解释和审判、检察联合解释②。就目前而言，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立法解释的数量极少，而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数量十分庞大，体例也是多种多样，缺乏统一的规范 法谚云：“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在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对于案件中的各种情形是否属于法条中所规定的范围，法官必须结合法律和相关解释以及具体的案情，作出明确清晰的认定。这既是的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法律解释的过程。在我国，一部法律通过各地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为避免一些案件的处理存在裁判尺度不统一的情况，出于法制统一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往往会就一类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出台司法解释。这样，就能及时填补一些法律的漏洞，给公众明确合理的预期 二、从具体司法案例中认识法律解释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而非判例法国家。对立法者而言，其理性和预见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制定出能够调整所有社会关系的法律，也不能预见未来所有的新生事物。况且出于法律相对稳定的需要，也不可能频繁修改法律。因此，法官虽然没有主动创造法律的权力，但在出现法律含义模糊甚至空白的地带时，法官只能通过解释法律来发展和完善立法。此外，案件审理往往是有期限的，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一个立法解释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期一周左右），且需经过多道立法程序，其研究力量也相对不足。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往往倾向于通过对法律进行修订的方式来修补法律漏洞。相对而言，司法解释的效率往往较高。法院处于司法实践的第一线，能及时总结司法经验，并针对一类具体案件的共性问题及时开展研究论证，从而快速地作出反应。因此，这也许就是我国立法解释式微，而司法解释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吧 下面，就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认识法律解释的重要性。以1997年著名的王海打假案为例，王海知假买假后，依据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销售者支付双倍赔偿③。该案的核心问题是：王海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消费者”，从而受到法律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在该案中，法院认为，王海知假买假不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因此不属于“消费者”。但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类似案件中，有的法院认为，即便知假买假也属于“消费者”。这里就牵涉到法律解释的方法问题。一般认为，在语法解释（又称文义解释）、逻辑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当然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中，语法解释居于优先地位。在这里，如果以字面理解，王海如果不是以“生活消费”（即出于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为目的，知假买假，那他就不是消费者，不受法律保护。如果将“生活消费”看作是“经营活动”外的所有其他购买行为，那王海的知假买假就属于“生活消费”而应该受到保护 有学者认为，王海打假案的知假买假行为，如果从目的解释的角度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身蕴含了立法者所考虑的公共政策和目的，特别是对消费者群体的保护，同时还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