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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后相关疾病的中医辨证论治 　　关键词：器官移植；辨证论治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6.01.028 中图分类号：R2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6）01-0110-02 器官移植是将器官整体或局部从供体移植到受体，以重建病变器官生理功能的治疗方法。它改变了传统内科疾病主要依靠药物的治疗途径，已成为临床治疗多种终末期疾病的有效手段。但随之而来的新生医学难题也一直困扰着医学界，如自身排斥反应及应用抗排斥反应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反应等，现代医学尚无有效解决方法。中医辨证论治一定程度上可有效解决上述难题，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因此，将中医理论和实践与现代医学发展紧密联系，研究和解决器官移植相关领域的难题，能够发挥自身优势 1 器官移植技术与中医基础理论的关系 早在古代，我国就有器官移植设想的记载。《列子“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即悟，如初，二人辞归。”由此可知，器官移植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即有萌芽。《灵枢“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指出在中医理论体系下的人体各脏腑器官，均受之于父母媾精结胎成形。而对于外源性器官的来源及性质问题，中医经典古籍无相关记载，更未对外源器官功能异常的病因病机进行相关分析[1] 器官移植在中医体系里无相关理论阐述的重要原因，归根到底在于中西医自然观、方法论的本质差异[2]。中医学体系建立在“元气论”的基础上，采用“象思维”模式，决定了中医学重整体、强调辨证论治的基本特征；而西方医学体系建立在原子论、还原论的基础上，决定了西医学重视局部、强调解剖的基本特征。因中医所认识的生理、病理并非建立在解剖 结构上，所以，不可能把本来不属于解剖结构的生理、病理套用到以解剖结构为基础的理论上去。在以往中医临床实践过程中，往往将供体器官视为自身器官，但因患者本身脏腑气血阴阳失调的体质，以及移植术后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的不良反应，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病机特点。所以，从中医重视功能的角度分析，根据临床证候学特点，应将移入的器官与正常器官在功能差异上进行对比，可能会对相关理论的创新有所指导 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医疗手段，可以成为探究中医藏象、经络理论与实体器官相关性的有力工具。有观点认为，从经络理论入手可以探讨器官移植后人体的生理病理改变[3]；亦有报道通过自体干细胞移植技术反向探讨了“心肾相交”的关系[4]，以及通过排异反应研究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生理病理机制[5]。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及对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复杂性科学对中医的研究日趋兴起，会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注入新活力，而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反过来也将有力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 2 辨证论治 2.1 肾移植术后 脏腑虚损，肾气衰微，浊毒瘀血内停，加之手术耗损气血、损伤络脉，而术后应用大剂量免疫抑制剂更加重了气血损伤，故肾移植术后基本病机以肾气亏虚为本，瘀血内阻为标。对此可从下列证型辨治 2.1.1 气虚血瘀证 患者素体肾气衰微，加之手术更耗伤正气，术后气虚无力行血，故而成瘀，证见发热、腰酸腹痛、下腹坠胀、少尿、面黑、舌质紫黯、脉弦涩等。血瘀发热予桃仁承气汤或血府逐瘀汤；瘀血少尿予益气养血、化瘀利尿通淋之剂，药用丹参、当归、赤芍、益母草、马鞭草、刘寄奴、小蓟、白茅根、生地黄、牡丹皮、黄柏、当归、大黄、瞿麦、石韦、甘草梢等 2.1.2 脾肾两虚证 因供体肾本身非己所有，加之长期免疫抑制剂毒性作用，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失养，耗损脾气，使脾肾两虚，证见肢冷、少尿浮肿、恶心呕吐、舌苔白腻、脉沉细乏力。可予温胆汤治其标，真武汤、加味寿胎丸治其本 2.1.3 气血亏虚证 肾病日久终致脾肾同衰，气血生化无源；久病耗伤气血，食欲不振则气血更虚，证见面色萎黄、神疲乏力、纳差、腹胀、足膝无力，舌质淡白、苔薄白，脉细。方以八珍汤或十全大补汤加减 2.2 肝移植术后 肝移植术前肝失调达与疏泄，横犯脾胃，复因手术损伤经络，肝郁血瘀，或邪毒留恋而致毒瘀壅滞，肝郁不疏，克于脾土，故肝血瘀阻、脾虚气滞为肝移植术后的基本病机特点[6]。对此可分以下证型辨治 2.2.1 肝胆湿热，瘀血内阻证 肝移植术后，湿热毒邪内生，迫及肝胆，损伤胆络，煎熬胆液，化生腐浊泥沙，阻塞胆络，证见黄疸、全身浮肿、腹大如鼓、大便油黑、舌苔黄厚腻、脉细数。治疗上，前期以清热利湿、解毒化浊、疏泄肝胆为主，药用茵陈、生地黄、秦艽、车前草、甘草、赤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