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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螺旋理论的芬兰政产学合作模式研究 　　摘 要：1990年，芬兰研究与创新理事会在其发布的政策报告中率先引入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芬兰国家创新体系最重要的特色是公共与私立部门搭建的网络化合作。文章以三螺旋理论为支撑，对芬兰政府、产业、大学合作网络中主要的参与者、各自的功能、合作机制、政策保障以及三者合作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进行了研究分析 关键词：芬兰；三螺旋；政产学研合作 一、 政、产、学三螺旋结构的发展历程 亨瑞Henry Etzkowitz）与勒特Loet Leydesdorff）于1995年编写了《大学和全球知识经济：政府-产业-大学关系的三螺旋》一书，提出了著名的政、产、学三螺旋理论。三螺旋理论认为政府、产业和大学的互动是知识型社会中创新的基础和关键。政府承担的是保证稳定合作和交换契约关系顺利进行的角色；产业在三螺旋结构中承担的是生产地点的作用；大学则是新知识和技术的来源。在之前的体制结构中，大学处于二等的地位，而随着知识型社会的到来，大学的地位被提高到与企业和政府同等的地位。三螺旋结构经历了一个政府、产业和大学三者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1] （一）中央集权型与放任自由型结构 在最初的结构中，政府主导支配产业和大学，如苏联模式，即中央集权型。中央集权式的结构理念是国家应该将其技术产业与世界其他国家产业的发展分开。在欧洲，这种模式的体现形式是在政府的支撑下，国家支柱行业的企业承担领头羊的角色，大学只是为进入两个螺旋半球（企业和政府）工作的人提供培训，大学也许会承担研究的任务，但是不承担建立新企业的角色。之后出现了独立体系模型，即自由放任型，三方互不干涉，各自承担独立的工作。在自由放任型的结构中，企业是驱动力量，政府和大学这两个螺旋是辅助角色，每个螺旋之间是竞争式的而不是合作式的关系，严格的界限导致了各机构的角色受到了较大限制。在该结构中，大学主要承担基础研究和人员培训的任务，与企业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出版和毕业生输出的方式，这些毕业生带着隐性知识进入工作岗位，从而为企业发展作出贡献。在此结构中，三者之间的合作通常会通过中间媒介来实现。[2] （二）新三螺旋结构的形成 知识型社会到来后，三螺旋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三者在保持自己的传统角色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方的角色。为了应对国际竞争，三螺旋结构开始不断被修订，首先是政府的干涉力度开始加大，但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这是将三螺旋中的球体不断靠近，形成一种内在联系的第一步。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决定将研究的知识产权移交给大学，这些研究主要由联邦政府资助，但附加条件是大学必须努力将这些产权转移给企业以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这是政府间接通过大学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其次，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因素的制约，大学开始尝试利用其科研和教育的功能，与市场和产业产生直接的联系，新的创业活动包括新科技和知识的转换功能，建立科技园、研究联络处，实施大学和产业的联合项目以及提供新服务。与此同时，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科技快速发展，让企业更愿意接受来自外部资源的创新，积极寻求新知识以及内部研究活动的外部化。因此，公司内部的研发团队成为联合研发体的一部分，与政府的实验室和基于大学的研究团队进行紧密的合作。这个过程转变了每个领域的传统的、有差别的角色，不同学科、不同机构，以及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型研究之间相对稳定的界线逐渐被打破。大学、政府和产业三者之间的角色互相交错缠绕，形成了一种新的三螺旋（见图1）。[3] 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越来越多的交互合作，三者逐步形成的平等关系，以及创新政策和实践的发展成为三螺旋结构的核心。政府的根本职责仍然是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但是也开始为新企业建立提供风险资金帮助。相似的，大学的基础核心任务仍然是传播知识，促使青年人的社会化，同时大学也开始承担企业和政府的一些功能，如开始创立企业。企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生产活动和提供服务，但是同时也开始进行研发、承担教学，提供高层次的培训，这体现在很多企业有了自己的“大学”。[4] 二、芬兰三螺旋结构的运行机制 （一）三螺旋结构各要素的角色与作用 科技政策理事会（STPC），成立于1987年，由总理直接领导，主要负责将所有公共部门统筹起来制定和执行创新及研究政策[5]。国家技术开发中心（TEKES），成立于1982年，从属于贸工部，是为研发与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的主要政府资助机构，主要通过科技创新项目为私有部门提供研发资金[6]。技术开发中心不仅提供资金，还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以及合作网络搭建服务[7]。芬兰研发资助基金（SITRA）是独立的公共基金，由芬兰议会监管[8]。由于该基金的独立性，它可以将投资重点定位于新领域的挖掘，接受该基金支持的项目主要是着眼于研究芬兰未来将会面